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1、其实杜工部诗还是不著一字的。他那忠君爱国的人格，在他诗里，实也没有讲，只是讲家常。他的诗，就高明在这里。我们读他的诗，无形中就会受到他极高人格的感召。正为他不讲忠孝，不讲道德，只把他日常人生放进诗去，而却没有一句不是忠孝，不是道德，不是儒家人生理想高的境界。(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2、 王跃文：我创作《大清相国》自然有着商业目的，但这不是我的商业目的。主人公陈廷敬故居皇城相府是山西晋城一个五Ａ级旅游景点，他们由于商业宣传邀请我写这个题材的电视剧。剧本写好之后，因某些政策原因一时没有拍摄。这是《大清相国》创作的由来。
3、 这世界，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或许有王子偶尔看上灰姑娘的一时冲动，没有公主青睐屌丝的持久依据；今日把写书的路遥等同于小说里看了几本书的孙少平，更加不伦不类。其思路，恕我直言，包括路遥的艳遇，仍然是“小生落难挨打终中了状元……”又被招为驸马的陈腐套路!只不过作者入迷之后，总还算保持着一份清醒，知道这种杂耍是玩不下去的，只能让“公主”死掉……或如人言“公主”转回“京师”，留下穷小子咏叹一下瞎胡想、空惆怅的情绪罢了!
4、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d派爱国民主人士。
5、兰亭序是古代骈文精品。这篇序言疏朗简净而韵味深长，突出的代表了王羲之的散文风格，且其造语玲珑剔透，朗朗上口，是古代骈文的精品。兰亭集序在骈文的几个方面都有所长。在句法上，对仗整齐，句式排比，如“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两两相对，音韵和谐，无斧凿之痕，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属于议论部分的文字也简洁，富有表现力。在用典上也只用齐彭殇和修禊事这样浅显易储的典故。这样朴素的行文与东晋时代雕章琢句，华而不实的文风形成鲜明对照。这篇文章体现了王羲之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老庄学说主张的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6、 王跃文：我要感谢你把小说读得这么仔细，提出了这么多可以“打官司”的问题。但是，我得辩白，我写下每个字都是负责任的，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一讨论有些麻烦，说两点吧。第一点，你说孙离处理光头事件有些掉书袋。我不同意。光头事件发生后，过了整整一个白天，孙离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材料说服学生。如果说到掉书袋的话，孙离必须掉书袋才能镇住学生，而且只有掉书袋才符合自视甚高的孙离的性格。当他发现喜子站在窗外的时候，他掉书袋的激情更是澎湃。第为什么喜子突然让孙离救江陀子？并不突然啊！喜子对孙离的某种怀疑多年都是将信将疑，并不是真正地怀疑，不然他们的夫妻关系不可能持续。喜子看到派出所的人那么不讲法律草菅人命，又看到江陀子这个苦孩子那么懂事，联想到自己出走的孩子，出于义愤而又动了母爱之心实是自然而然的事。
7、文化定要从全部人生来讲。所以我说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但我们只该喜欢文学就够了，不必定要自己去做一文学家。不要空想必做一诗人，诗应是到了非写不可时才该写。若内心不觉有这要求，能读人家诗就很够。我们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个文学家，可是不能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8、 聂茂：我在阅读《国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充溢其中的形而上气息：人物在抉择的痛苦中挣扎。朱怀镜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主义的人物定格，他一方面伪造四毛的伤病，敲诈龙兴酒店；一方面自我反省、良心谴责，感慨“这世界找不到一个哭泣的地方”。存在主义本身难道就是一个错误？面对火车站民众糟糕的生存状况，他愤慨忧虑、痛心疾首，但在进入官场之后又斗志昂扬、无所不用，这既是人性的驳杂，又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本能性反应，不如此，他就不是朱怀镜，《国画》就失去了思想深度、人性锐度和哲学维度，从而失去了读者的黏度。当然我的这种解读可能不是你写作的出发点，也不会出现在你的写作笔记或创作谈一类的文字中，但是它的确存在。尽管《国画》有着较为明显的哲学意蕴，但你更多的时候不是使用全知叙述而是使用限知叙述，你把作者权限的尺度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不是盲目地成为人物活动的主宰。否则，朱怀镜就是王跃文，或者说由王跃文孕育出来的、带着王跃文基因的衍生物，但它不是，所以你很少在作品中加入议论。我感觉朱怀镜与其说是你创造出来的，不如说是艺术的真实存在，在特定情境和背景下，你把它呈现了出来。你在创作《国画》的过程中，有一种前置的哲学观在支配吗？或者作品只是借助所谓“官场”这个平台来阐释你的哲学观？
9、 王跃文：说句不算极端的话，我创作《国画》时任何所谓意义都没有预设。我是个注重感性并迷信感性的人，不愿意把什么都想清楚才进行创作。我甚至认为把什么问题都想清楚，小说立意、故事走向、人物意义等等都想得明了，会对我的写作产生负面影响。我注重细节、故事、人物的自然呈现，而非事先的主观安排。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完全进入忘我之境，我会附体于每个小说人物，与他们共悲喜同忧乐。这时候，我与其是个作家，不如说更像演员。我在创作故事、创作人物的同时，与小说中的人物在故事里一起走了一回。我比小说里任何一个人物的体验更丰富，因为我不拘限于某一个人物，我在他们所有人物间跳来跳去，自然而然地进行角色互换。我这么解释自己的创作体验，是想说明我不在乎读者如何去发现小说的意义，换言之就是我尊重读者任何层面、任何视角的意义发现。
10、前者有“文学”遗留下来，而后者有“中国经验”不可化约，二者相加，就是中国文学的倔强性。这两个时代，在我们的文学史和批评中，被描述为对抗与反动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它们也并不是替代性的。
11、 关于文学经典的思想特征，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结合欧洲的两部文学经典《神曲》和《浮士德》做了这样的论述：
12、艺术，在履行自己的种种“服务”职责时，反而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它自己，而我们在拥有过多“艺术作品”时却失落了“艺术的精神”。
13、文学和理学不同。理学家讲的是人生哲理，但他们的真实人生，不能像文学家般显示得真切。理学家教人，好像是父亲兄长站在你旁对你讲。论其效果，有时还不如一个要好朋友，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反而对你影响大。因此父兄教子弟，好能介绍他交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好朋友。文学对我们亲切，正是我们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正因文学背后，一定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佛家，或道家，或儒家。
14、第一次课是在工友之家的电影放映室中进行，有点像教室空间，后来改到一间小的会议室，我一边放PPT，一边讲，大家坐的比较近，像开会和小组讨论一样。来听课的工友多则十几个，少则七八个，大多是在皮村工作和住在皮村附近的工友。大家的年龄也不一样，有60后，也有90后。虽然每个人的经历和文学素养不同，但大家都对文学感兴趣，都想通过文学小组来提高写作水平。而文学小组的初衷也是培养工友的文学爱好和写作技巧，让工友们掌握一定的写作能力，比如写家书、写日记、写散文等。一开始每节课我都讲一些写作技巧，比如如何写人物，如何写动作等，但效果不是很好。我也觉得写作技巧比较枯燥，写作能力还是与文学阅读、文学欣赏能力有关。因此，每次课上，我会选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与工友们分享。
15、我们可选摩诘一联句来作例。这一联是大家都喜欢的：
16、倘若杜诗背后没有杜工部这一人，这些诗也就没有价值了。倘若杜工部急于要表现他自己，只顾讲儒道，讲忠孝，来表现他自己是怎样一个有大道理的人，那么这人还是个俗人，而这些诗也就不得算是上乘的好诗了。所以杜诗的高境界，还是在他不著一字的妙处上。
17、社会意识形态之古今中外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文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故也是语言艺术的一种。
18、 聂茂：所以是否书写光明和病态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文学的精神底色必须是人性的，要基于真善美的初衷，还要有悲悯的情怀。如果书写的光明是虚假的，可能更让人恶心，只能是掩盖罪恶的帮凶和假恶丑的化身。
19、然而，在“文”“质”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中，中国文学漫长的发展史已经反复展示过什么叫“生生不已”。当汉赋创作陷入“竞为侈丽闳衍之辞，没其讽喻之义”的困境时，班固“或抒下情以通讽谕，或宣上德以尽忠孝”的汉赋观，打开了汉赋多元化发展之路。当六朝“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写作让声色渲染变成“亡国之音”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一洗齐梁以来的绮丽靡艳，重新确立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可以说，宋代欧阳修发起的诗文革新运动，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及清代桐城派古文家的“道统自任”，都是树立在以“文以载道”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座丰碑。
20、从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到今人眼中的“文学”，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文学”是指研究“文”的“学问”。《论语》《商君书》《荀子》中的“文学”，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尤其《荀子》说得明白：“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之后，由于这个“学问”和儒家关系特别紧密，所以，“文学”逐渐演变为“儒学”乃至“儒生”的代名词。汉代人眼中的“文学”，在很多时候不是指儒学，就是指儒生。与此相关联，又出现了由钻研儒学的儒生充任的作为职官名的“文学”。作为官名的“文学”，从汉代出现，一直被沿用到明清时代。而另一方面，“文”字本身所包含的形式美，成为推动“文”一步步走上独立自觉的内在动力。
21、文学写作确实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劳动，不管发不发表，都可以暂时逃离这种繁重的螺丝钉般的工作状态。马克思曾经描述过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可以唱歌、跳舞、写诗，这是劳动者身心解放的标志。工人不仅是文艺的消费者，也是文艺创作的主体。不过，在现代社会，诗人或艺术家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就是示范了一种个人化的生存方式，一方面进行有创作性的文化艺术劳动，另一方面又用文化艺术产品来挣钱养活自己，这是一种理想的工作状态，既避免了从事异化劳动，又能够有较高的收入。所以艺术家有可能成为一种有尊严的劳动者。90年代以来，不要说工人、农民从事文艺创作了，就连消费文化都变得很困难，因为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先在地把工人、农村从消费者中排除在外了，就像网络、电视虽然底层也能很便宜的使用和收看，但是里面很少有工人、农民的节目，即使出现也是一种猎奇式的消费，大多数文化娱乐产品所对应的消费者都是城里年轻小资，就像电影产业很明显，已经从时代的全民、城乡共享的艺术，变成了现在的以90后为消费主体的艺术样式。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创作本身涉及到文化权利和文化民主化的问题。
22、海上博雅讲坛(shanghaitushu)
23、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需要，是推动能文之士批量出现的重要因素。诸子百家的产生，亦缘于他们想通过言语及文字连缀而成的文章来影响当时的执政者。“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汉书·艺文志》)，所以，这种风气延续到汉代，就陆续出现了一批以辞赋见称者。但是，随着“赋颂之徒”越来越追求形式上的铺彩摛文，他们的创作距离现实的关切也就越来越远，所以到西汉末年，便有了扬雄对“劝”与“讽”的感叹与反思。扬雄、桓谭等人的反思与批判，催生了东汉人对真正的“文”与“文人”的充分肯定与巨大期待。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说：“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这里的“笔能著文”，和司马迁说屈原“娴于辞令”一样，推崇的都是人的文才，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其表现形式已经从语言表达能力变成文字表达能力了。王充断定“繁文之人，人之杰也”，还有哪个评价比这一句更能肯定“文”之于人的意义与价值？
24、文学为语言文字表达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是美的体现。文学作品：作家的语言艺术表现心灵深处的作品，离开了语言艺术的独特性就无法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杰出的文学家是民族心灵深处的英雄。文学代表民族的智慧。
25、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他碰到那种境界，他心上感觉到些什么呢？我们如此一想，就懂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八个字的涵义了。正因他所感觉的没讲出来，这是一种意境。而妙在他不讲，他只把这一外境放在前边给你看，好让读者自己去领略。若使接着在下面再发挥了一段哲学理论，或是人生观，或是什么杂感之类，那么这首诗就减了价值，诗味淡了，诗格也低了。
26、 王跃文：记得当年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我惊出一身冷汗。这部小说，只要把其中的人名替换成中国人的名字，把地名替换成中国地名，完全就是描写中国文革的小说。可见，相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不管这个国家处在地球的哪个角落，社会呈现出的状况都大同小异。我出版《国画》十几年之后，为了创作同清代有关的小说，阅读了大量史料和杂书，发现中国古今官场共通之处太多了。比如，清代官场流行给上司送朝靴，必须送名店名师制作的朝靴。这同现在送礼要送名牌皮鞋是一回事。陈廷敬在奏折里建议朝廷应要求“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而后能加意于民”，这从反面说明当时官场风气就是下级把心事放在对上级的巴结逢迎上，并不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头。当前官场的某些不正常情况，原来自古便是如此。中外古今的对比，说明某些腐朽的、不良的文化影响之下，社会病症不会因时代或地域的不同而能幸免。
27、官，汉代置于州郡及王国，或称“文学掾”，或称“文学史”，为后世教官所由来。汉武帝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由各郡举荐人才上京考试，被举荐者便叫“贤良文学”。“贤良”是指品德端正、道德高尚的人。
28、 聂茂：在电影、电视剧、戏剧、小说等各种艺术门类中，清史题材一直都是热点，读者似乎对后一个离开中国历史的大清王朝印象为深刻。电影《末代皇帝》，电视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皆是如此，在电视剧热播同时推出的文学剧本无不畅销，而且一些作品接二连三推出续集。《大清相国》的出现与这个背景基本契合。你在选择这个题材时，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市场因素和商业价值的影响？
29、2017年5月28日14:00-16:00
30、为免向隅，敬请所有预约听众于活动正式开始前15分钟到活动现场签到入座。
31、那么，政治与什么有关？政治不是应该与人有关吗？应该与社会有关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文学不是人创作吗？作品不是投放社会吗？？
32、 王跃文：我的小说一向没有极端的形象，他们就像身边随处可见的各类人物。《苍黄》里一意孤行的县委书记刘星明、为所欲为的民营企业老板贺飞龙、周旋于各种关系如鱼得水的公安局长周应龙，他们都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但我不喜欢写什么惊天大案，虽然我们经常看到轰动性新闻的报道。我也不喜欢写大开大合的大事件，看上去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这些都是很表面的。生活多是常态的，常态才接近生活的本质。
33、 聂茂：阅读你的作品，有时感觉就像你搬了一块生活，放到了作品中，真实感很强。当然怎么搬，搬什么，裁剪的形状和背后的价值观才决定了作家的高度。问题是你有勇气说出真相，我以为这种作品其实是有生命力的。任何文学作品的背景和内容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成为过去式，但作品的真实性和真挚感却会永远打动读者。这也是路遥至今仍然拥有大批读者的基本原因。不同的是，你写的是当下的官场，表现真实，说出真相，不但需要艺术眼光，还需要勇气，你在写作过程中是否有过畏惧？
34、由于上面所说，我认为，若讲中国文化，讲思想与哲学，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在中国文学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诸派思想，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融人人生，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才是有趣味的。
35、 先看《楚辞》与《诗经》之间在形式与内容关系处理方面的继承关系：
36、 对于当今的绝大多数普通读者而言，如果没有古今学者的介入，很多古代的文学经典不过是沉睡、冰冷的文字记录，而根本不可能被唤醒，因而也不可能走进读者的视野，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就是说，文学经典虽有实实在在的文本存在，但那只是一种潜在性的存在，而不是现实性的存在。要把潜在性的存在变成现实性的存在就需要学者对于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
37、 王跃文：我创作《大清相国》依据的是史料，但惊奇的是史料常常同现实故事撞车。比如，张鹏翮做河督时，为了治理黄河不顾百姓反对而强行平坟，连康熙皇帝都看不下去了，责骂他一个读书人干了掘人坟墓不敬鬼神的事，闻之心胆俱寒！这些史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几年前某些地方的平坟事件。再比如，陈廷敬发现救灾过程太过迟缓，由地方申报，到朝廷反复核实，到后救济银粮下放，以及税赋的减免需一年时间，极不利于民生，便提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报灾救灾程序。民政部救济救灾司一位官员撰文说，陈廷敬提出的救灾办法至今国家仍在采用。可见，历史同现实很多时候是相通的。如果读者在小说里读到了某些对现实的讽喻意味，那不是我故意为之。
38、我从小喜欢传统文化，包括外国的优秀经典文化，对严肃文学情有独钟，后来有了网络小说以后，我也试着看过一些，但终究吸引不住我的眼球，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浮浅的，虚华的，不实在的，看了以后，收获也不大，好像觉得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所以终究没有好感，没有坚持下去。
39、 除此之外，《诗经》所开创的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以及生动、丰富而富于音乐美和表现力的语言等都为我国诗歌艺术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0、如果有人这样去理解文学的话，那么真像鲁迅所说的那样，那是极其的愚昧，要是文学真的没有用的话，那么当年鲁迅为什么要弃医从文？
41、 《楚辞》的开创性也十分突出：虽有以《诗经》为代表且影响广泛的四言诗在前，但《楚辞》并没有因袭这种诗体，而是独创骚体，另外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楚辞》以其不同于北方诗歌的一系列优长和特点在我国诗歌史上创立了蔚为大观的骚体诗，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化特征的叙述和抒情方式。除此之外，《楚辞》在诗歌艺术上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不但创造了完整的艺术象征方法，而且将这一方法推向：《楚辞》中大量的象征性物象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彼此之间密切联系，共同形成了一个宏大的艺术象征体系：“《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突出表现在《离骚》中抒写对儒家人生态度深刻体验的第二大段(即“上征求女”部分)和对道家人生态度深刻体验的第三大段(即“远逝自疏”部分)中。从此以后，艺术象征方法完全走向成熟，并极大地提高了诗歌艺术表现力。
42、《家》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描写的是“五四”之后，成都地区一个封建大家庭走向崩溃的故事。
43、这一联中，重要字面在“落”字和“鸣”字。在这两字中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来。大概是秋天吧，所以山中果子都熟了。给雨一打，禁不起在那里朴朴地掉下。草虫在秋天正是得时，都在那里叫。这声音和景物都跑进到这屋里人的视听感觉中。那坐在屋里的这个人，他这时顿然感到此生命，而同时又感到此凄凉。生命表现在山果草虫身上，凄凉则是在夜静的雨声中。
44、 聂茂：有评论说，你的小说《大清相国》，可以“用一个人物形象，来解释等、稳、忍、狠、隐这五字官经的。”在《大清相国》里，相国陈廷敬如履薄冰数十年，在君王如虎、同僚似狼的官场中，慢慢悟透官场秘诀。你用欣赏的视角审视陈廷敬，甚至把他塑造成一个近乎的人，但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官场已经成为人性的坟墓，所以读者的感觉无非是揭黑幕、透秘诀，唯独人性在沦落。你怎么理解这种评论？
45、 王跃文：记得鲁迅先生曾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又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还说：“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先生的这些话，今天似乎并不过时。文学的价值不是掩饰，不是让人们从镜子中感受阳光的温暖，而是正视社会的各种现状。我们可以自省一下自己的勇气到底有多少。当代官场小说之所以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你能说是“官场指南”的缘故？很多读者并不是公务员，人家要这个指南干什么？我想还是它多少反映了现实官场中某些真实，人们想知道真相，想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官场小说的渲染和夸张成分有多少自不必说，但如果认真阅读了《大清相国》，你难道感受不到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感受不到主人公的为民情怀？感受不到文本中的浓浓诗意？有些官场小说备受诟病，就是说它过多地渲染了生活的阴暗面。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的官场小说离真正的生活真相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通过官场透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国民劣根性，深入剖析官场中人性的异化和缺失，文学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无法抵达。真实的阴暗面不仅远远超过我们的见识，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更远远超过作家表达的勇气。正视现实中的恶，睁着眼睛看清楚，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看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我们对生活的信仰和信念。正视了，又能把它客观艺术地形诸于笔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更是一种勇气和挑战。由于人性本身的弱点，我们事实上是没有勇气彻底面对生活的真实的。人性之恶在生活的任何空间都在释放，我们往往有意无意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自觉地闭目塞听，屏蔽掉很多恶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顾虑，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自己讳、为现实环境讳、为教化影响讳，等等。不光是人们的胆量和价值观等遇到挑战，而且生存本能也需要我们如此。人们需要有乐观精神，多看光明和温暖，不然我们的生活就是人间地狱，我们会丧失生活的勇气。
46、事物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也并非以好与坏的简单逻辑为的解释准则。有些人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称为"烂苹果"，这不只是狭隘偏见，也是心底阴暗。
47、 上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原始先民的伟大创造，大体产生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至商周时代，它以幻想的形式和超自然的形象表现了人们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以及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幼稚理解。比较而言，我国神话中的洪水神话、英雄神话和部族战争神话等这类表现现实严峻斗争的神话不但数量较多，而且述说比较充分；而创世神话和文化发明神话等追溯事物起源的神话以及关于自然神祇的神话不但数量较少，而且述说也比较简单。这种明显差别，突出反映了我国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更加注重对生存具有直接和决定意义的实际践行和奋斗精神，而疏于对生存没有直接关系，且富于思辨特征的追溯事物的起源和自然本体的思考。对于生存的关注，就是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注，显然，这已经明显显露出我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发展趋向。
48、人们读网络小说，一般的目的是为了消遣、看热闹、打发时间。而人们阅读严肃文学，一般的是为了获取知识，获取思想，获取美感，为生活增添丰富多彩的思想之花。
49、 就我国来说，我国古代有多种不同的道德精神理想，如儒家道德精神理想、道家道德精神理想和法家道德精神理想等等，文学经典作为古代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不可能完全摆脱这些道德精神理想的影响，而是程度不等地打上了它们的烙印。但是，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的思想精华又绝不仅仅限于此，而是有其更为人性化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事实上，正是这些人性化的思想内涵才是构成我国古代文学经典内容的为基本的成分。
50、 王跃文：同意你的理解。说到诗意，我自然想到了诗。陈廷敬当时文名颇重，成为当时士林推崇的文坛领袖。康熙皇帝对他的诗也很赏识，说他的诗“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初学者可成也。”陈廷敬还是书法家、音乐家，可谓通五经而贯六艺。
51、 王跃文：我是一九九七年开始创作《国画》的，我当时的工作同主人公朱怀镜的工作相似。我写作的时候成天沉浸在同《国画》相似的氛围里，不需要刻意虚构和想象。我自己当时耳闻目睹，以及不同情境下所思所感同朱怀镜也差不多。我诚实在尊重自己的内心去写作，完全没有想到过畅销之类，也不顾及读者的阅读体验，更没有想到出版之后会有那么多的故事。这部小说陷入某种尴尬之后，我在工作环境中也尴尬起来。有天，一位外单位的人碰到我，问：听说您近写了本小说，影响很大啊，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他这么说的时候，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他站着同我聊天，结果把《国画》里的精彩情节全讲了。原来，当时读《国画》是有些敏感的，这位先生本能出于自我保护意识首先就声明没有读这本书。但他喝了酒脑子不太清白，马上又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了。我对这部小说出版后的遭遇没有任何预感，但这部小说出版后发生的故事让我对现实有更深的反思。明摆着的是非，在有些人那里变得没有是非，或者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52、 王跃文：命运很神秘，作为无神论者我是说不清楚的。但是，如果有来生，如果自己可以选择来生，我仍然愿意当作家。我感谢命运，感谢生活。我对自己的命运很满意。凡经历过的，都是必须经历的。人的宿命即是如此。来的都该来，去的都该去。
53、这里面重要的在“欲断魂”三字。由这三字，才生出下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来。但这首诗的好处，则好在不讲出“欲断魂”三字的涵义，且教读者自加体会。
54、http://site.douban.com/155728/
55、 聂茂：《大清相国》有宽广的历史文化含量，令人想起《红楼梦》的繁杂而精密。《红楼梦》中的食谱、药方、建筑、服饰都极为细致，而你书中繁复的典章制度、机构设置、官员配备、饮食起居、官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习惯、办事程序等内容极大地扩充了小说的文化容，也使小说更贴近历史的本色，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比如科考前考官游街习俗的描写，不仅为我们展示了清代科举取士的风貌，更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物质基础。清朝机构的办事程序也颇耐人寻味，山西乡试出现了闹府学、辱圣人的舞弊贿赂案，清廷派遣的钦差大臣须与当地巡抚共同审讯，这种办事程序为卫向书救陈廷敬于水深火热提供了情境和物质基础。人物生活在那样的情境中，历史长河滔滔而过，不可能完全复原之前的样貌，但是可以尽量地贴近历史的真实，唯有此，情节逻辑和人物性格才有更为坚实的依托。物质外壳和人物生活互相影响，人物的哲学真实性才是有依据的。你在写这些内容时，是否考虑到了文化含量的扩充，真正没有“炫技”的成分，只是说小说情节发展必然的需要？
56、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传统总有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其胚胎的孕育则从一个民族跨入文明历史门槛的那一天起就已开始。从此以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总会在文学经典中留下自己脚步的痕迹，文学经典因而也就成为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直接载体。就我国来说，具有民族文化元典性质的上古神话和《诗经》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
57、 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坚持开放性和与时俱进，富于反思精神和创新精神，这就要求不仅要善于反思历史和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确前进方向，而且善于广泛吸纳和包容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精华，博采众善，才有可能达到时代的高度。
58、 文学经典不是理论著作，一般情况下不会做美学理论的宣示，但其艺术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一定的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指导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果从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角度总结艺术特点和艺术成就，也许更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看清历代文学之间的继承关系。
59、而严肃文学是由来很久的，它是几千年来，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在各种社会实践中，相生相伴的一种文学产物。其内容涉及到历史的各个时间段、社会的各个方面，生活的各个角落，无所不涉，异常丰富。社会存量大，精品多，尤其是古今中外，流传至今的文学名著，更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不同时期人们审美观念的挑剔，终沙里澄金，熠熠生辉，留下的精华，实在是十分宝贵的。像这样的东西，这样人类文化发展的宝贵产物，一定会具有顽强长久的生命力。
60、 聂茂：我曾在我的学生当中做过调查问卷，读过你作品的同学大多都有重读的经历。你的作品传奇性不强，多是耐人寻味的细节，却很少离奇古怪和异人异事，经得起再三阅读。情节推进就是靠人物性格和内在逻辑，就是常态的人物和常态的情节，而不是一惊一乍地故弄玄虚。小说的英文单词是novel，它的另一个意思是新颖，这也是很多人对小说的理解，但你却大多表现常态，你怎么理解小说的常态化书写？
61、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白乐天的诗。乐天诗挑出来看，亦有长处。但他晚年住在洛阳，一天到晚自己说：“舒服啊！开心啊！我不想再做官啊。”这样的诗一气读来，便无趣味了。这样的境界，无论是诗，无论是人生，绝不是我们所谓的高境界。
62、这篇序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羲之的思想观点、志向和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本文从兰亭聚会的时间地点，写到周围的秀丽风光，很自然地联系到气象天体，与宇宙相比，生命短暂，再举出对人生的几种态度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在有生之年做出自己的贡献。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表现出作者对人生的积极态度，接下去作者批判了庄子的生死观，指出照搬他的观点是可悲的。文章的后又回到序言上，录其所述之后，来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从而让人们自己可以领悟到写作作文必须为后代负责的那种精神。所以兰亭序在当时庄子思想盛行情况下，提出生死不能等同的思想是极其大胆而进步的。概括来说，兰亭序的进步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63、 王跃文：我前面谈到，朱怀镜通过同玉琴的性爱，寻求到某种特殊身份的自我认可。当然，这往往是当事人自己在理性上拒绝承认的。我写朱怀镜同梅玉琴的性爱故事或情感故事，也许是刻意营造一种欲望氛围。不管现实生活今后会往何处走，但欲望横流曾经是某个时期中国的现实，值得反省和沉思。我在《国画》中的欲望氛围的营造是忠实于生活的。人的欲望是永远的，所以这种塑造也许有永恒意义。
64、 聂茂：我发现你的作品中许多细节都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种象征性意义不是你赋予作品的寓言性价值，而是洞察力和人物阶序的分水岭。官场中人是升是降，能走多远，处于哪个段位，就看你对细节的把握程度。“朱怀镜平日很注意观察一些领导同志的细微之处，觉得蛮有意思。”作品一开始就用细节把读者带到这种象征性的局势中。朱怀镜与画家朋友李明溪约好看球，一见面就是习惯性地握手，被自命方外之人的李明溪一顿臭骂，指其官气十足，俗不可耐。握手的力度和时间都很讲究，它表明了你的身份、地位、层级，权力、关系，里边的内容气象万千，一个普通的礼节性动作都寓含深意，读者的视野期待立刻对作品行注目礼。张天奇是朱怀镜原来所属乌县的县委书记，精心研究上级官员的喜好和需要，甚至具体到他们的穿衣穿鞋码数，以此接近领导，活脱脱一副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啊，这些伎俩即使放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一点“违和感”，说明中国“官位”“权位”“站位”的思想根深蒂固，政治文明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你的作品展示了转变历程中的时代画卷。
65、 王跃文：不同作家有不同的创作习惯。我不喜欢把小说的故事、细节、人物活动等都想好了再去写。我会让故事自然发展，让人物在故事里自由行走。他们都是活的，不是作家任意操控的玩偶。我也不会去想象某个人物的典型意义、象征意义或代言者形象等。我还是那句老话，把平实甚至平淡的故事讲得读者愿意看，把随处可见的身边人物塑造得可信。
66、 首先，对于文学经典的阐释，既要将它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又要具有时代思想的高度，力争历史性与现代性相统一。
67、生死不能等同，生有各种生法，死亦有各种死法，珍惜生命，珍惜当前，只有生的伟大，才能死的光荣。
68、 王跃文：不能作这么简单推论，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性是不可低估的。很多官场中人除了对权力的迷恋和崇拜，没任何理想和追求。有的人为了权力，可以牺牲爱情、亲情、友情，以及自己的尊严，甚至愿意拿性命做赌注。不是说但凡政治人物就没有情感或不需要情感，但确实有些官场中人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有了权力，他什么都有了；但事实上，很多权力之下的“福利附加”都是梦幻泡影，终会因权力的失去而烟消云散。
69、 王跃文：人人都有哲学，而非哲学家才有哲学。我理解的所谓哲学，即人对世界的认识，或人对世界的态度。我前面谈自己写作中会像附体一样在小说人物间跳来跳去，并不是自己随意地把小说人物当木偶来玩耍，而是我会情不自禁地体验到人物灵魂中去。作家应该具备这种能力。我理解朱怀镜在各种情境下的状态，并不是说他必须是这种状态，或者说他这种知识背景的人只能有这种状态。人生是有选择余地的，但朱怀镜做了逆选择。朱怀境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他太认同游戏规则了，尽管他认为这不是好的游戏规则。朱怀镜是那种对现实的糟糕认识得越透彻，就堕落得越彻底，也堕落得越清醒，堕落得越痛苦的知识分子。他这种知识分子不会从堕落的痛苦中咀嚼出悔恨，反而会从堕落的痛苦中体会到义士般的快意。
70、 在权斗的漩涡中，运筹帷幄和坚韧性情使陈廷敬终成大器，索额图、明珠、高士奇、徐乾学等高官互相告状，陈廷敬作为幕后推手，掌控整个局面，笑到后的“聋”老汉用智慧和人品，终于如愿安享余年。所以说官场为他提供了锻炼和成长的舞台和机会，“五字诀”——等、忍、稳、狠、隐俨然成为其人生为官生存的哲学，亦是人生哲学。所以陈廷敬的人生是“五字诀”的生动阐释，这是不是一种人性的异化？
71、所谓“迷途知返”，在不知到哪里去时，回首来时的路总能让人重新找到方向。在悠久而辉煌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与“学”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并立而行的。可以说，“文学”是体味“文”、理解“文”、学习“文”、创作“文”的学问；“文学”的素养，积累的是学识，濡染的是精神，培养的是志气，树立的是责任。在“文史哲”共同构筑的“人文”世界里，历史是脚下坚实的大地，哲学是抬头仰望的星空，而连接星空与大地的，则是处身于天地之间、作为“文”之本、“学”之源的人类的智慧与情思。文学让历史变得更有温度，让哲思变得更有感情，“能文则得天地”。
72、 聂茂：《大清相国》的语言文白相间，雅俗共赏。文白语言的选择完全根据行文的需要。只要是翻译成白话就会失真、失实的内容，基本沿用了传统的说法。人物对话也多遵循古人说话方式，注重场合，讲究辈分等礼仪对人物身份的影响。叙述语言则是较为浅显的书面语，多以四字为句，通俗和文雅巧妙转换，读来轻松又有意味。按我的理解，这也是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吗？
73、 王跃文：这问题我应该问你啊，分析问题是你们的长项。我只是一个作家，按照自己的艺术方式为读者提供精神产品，至于说评奖单位给不给发奖，是作品达不到标准？还是主题契合度不够？原因很多，无需我置喙。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等文豪，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你能否定他们的伟大吗？韩少功、残雪等一大批湘籍作家也没有获过茅盾文学奖，你能否定他们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贡献吗？一个作品的影响力跟获奖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作家的创作实绩跟获奖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毕竟，获奖是小概率事件，不获奖是绝大多数作品的命运。我敢说，包括我在内，每一个优秀作家的写作都不是奔着获奖去的。
74、这种重复的流水线、重复的工业经验，让打工者丝毫无法对工业、城市产生任何正面的价值，反而认为工人的身份是一种耻辱，就像工人诗人唐以洪所写的《把那件工衣藏起来》。这首诗聚焦于那件跟随了“我”二十年的灰色工衣，“灰色里的泪痕，和汗水/那些胶水味，机油味，酸楚味/线缝里的乡愁”，这件工衣承载着“我”打工的历史和记忆。在工衣里面包裹着“一只发不出声的蝉子”和一个“闷头干活”的“哑巴”，这份“噤若寒蝉”的屈辱使得“我”要把灰色的工衣“藏到深处/藏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因为“我担心从记忆的深处/又把它们揪出来/再一次受到磨难/和伤害”。这首诗一方面表现了工衣所代表的工业劳动对打工者造成的耻辱感，另一方面又呈现了工人发不出声音的社会困境。借用打工女诗人寂之水在长诗《审判》中的一句话“熟练地掀开记忆”，工人文学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把隐藏的、被压抑的、不可见的工人经验和记忆掀开。
75、 《平凡的世界》比《废都》正面、励志的多，而且寄托了部分人士，尤其70后打拼者们的理想和情结，这是事实。但若比之于《白鹿原》，差距还是很大的，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本质，必须是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虚构也必须建筑在生活逻辑可能有的基础之上!
76、兰亭序被奉为书法艺术精品，我们往往对其从线条、墨色、节奏、韵律等方面表达出来的生命感和艺术美赞叹不已。但当你读到“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的优美词句，想象着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山下，享受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气带来的清新空气，“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一帮好友，围坐在河流水边饮酒作诗，在上流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吟诗作赋或取杯饮酒是不是被这样快活的场景所打动？是不是被这“曲水流觞”的小资生活情调所感动？这种让人陶醉和感动的场景式的语言描述所带来的效果，正是兰亭序的文学价值所在。
77、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
78、说话是艺术，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素养。长辈派人送礼物，作为小辈，不但不道谢，不感激感恩，却反过来质问，既是对长辈的不尊，也是一种自我的贬低。日积月累，大家给“黛玉”贴上了，心思极细，刀子嘴，任性，不成熟的标签！
79、 众所周知，我国诗歌(指抒情诗)不同于西方诗歌的一个根本特点在于不做抽象的抒情，而多采取托物寄兴，借具体物象以抒情的方法，王国维曾用“一切景语，皆情语”来概括这一特点。这一根本特点的形成绝非偶然，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三百篇”及以前的时代。我们知道，《诗经》中的某些原始兴象，其实质就是建立在宗教观念基础上的观念内容与物象之间的习惯性联想，由这种习惯性联想发展而来的一般的规范化的艺术形式，即朱熹所谓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就是“兴”。这说明，《诗经》中广泛应用的兴的艺术表现方法，就不是抽象抒情，而是借“他物”完成这一过程。兴的出现是我国诗歌艺术史上的一件意义重大的飞跃，对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国诗歌通过外物写情志，以景语写情语的构成模式和方法都与兴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在以“景语”写“情语”的我国诗歌中，物、我之间，情、景之间已经完全契合交融，浑然圆成：诗中的物象处处浸染着浓重的主观色彩，完全被感情化了；而诗中的情则完全附丽在物象上，完全被物象化了，从而形成主客观统物我相谐，情景相生的诗歌艺术形象。基于这种情况，黄宗羲说：“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后世咏怀、游览、咏物之类是也。”这是对于我国诗歌抒情方式特点与兴之间关系的明确肯定。
80、 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外部要素虽然也是必备的条件，但却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内部要素则完全不同，作为文学经典必须具备的本质特征，内部要素容不得任何偶然性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内部要素更为根本和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