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论中国历史
1、是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历史，这样将是从更深的角度去分析历史。
2、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他的批评意见，不是因为它们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们的潜在影响。
3、世纪的一些启蒙学者在中国文化中推崇的是中国伦理精神，黑格尔着力反对的也是中国伦理精神。在他的眼里，中国的伦理道德甚至还没有被提升到“精神”的层次。“伦理”在黑格尔哲学中范围很广，不但包括道德，家庭、社会、国家、法律等，也属于“伦理”范畴。他对中国伦理的评价是：“凡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黑格尔如是说的依据是，中国的伦理没有“主体性”因素，没有自由的精神。
4、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告诉我们，世界有三大地带，居住于高原的居民，性格好客而喜掠夺；平原的居民则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崇尚冒险、沉着和机智。他说，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们束缚在土壤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这种不同环境中的民族，不仅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性格，也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居住方式。
5、其次，再来谈建筑与文化的关系。
6、黑格尔认为，包括中国之内的东方“不属于哲学史”。但黑格尔不时用“中国哲学”这样的术语，那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并不表明黑格尔真的承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在他的视野里，“哲学应从希腊开始”。通过希腊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黑格尔否定中国哲学的存在。爱利亚派首先提出了“纯有”的范畴，是哲学史的开端；与此相反，中国哲学以“无”为开端，“那就连手都不用转了，因为在转手之前，无已经转为有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无”是继“有”之后的一个范畴，是通过对“有”的否定而来的，如果认为“无”在“有”之前，那就变成“表面的抽象游戏”。
7、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评价中国历史：“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真正的历史的，它只是君王覆灭更迭的不断重复罢了，任何进步都未能从中诞生。”
8、在黑格尔看来，中国语言的落后反映了中国人缺乏精神、思想贫乏。他认为语言是“精神的特定存在”，“语言好像是思想的躯体”。一个民族的语言与它的精神和思想是一致的。他把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区别看成是先进和落后的精神的区别。按照他的说法，在拼音文字中，一个名词由连续的语音表达出来，能够完整地表达一个独立概念，这是理智固有的有价值的表现思想的方式。象形文字把名词分解成不同的图形，从而切断了名赐概念、语言和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把思想限制在图形的空间形式中，使精神丧失活力。他因此说，象形文字只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精神处于停滞状态的民族。
9、黑格尔还把中国的宗教与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考察。他说：“在中国，个人没有独立性，所以在宗教方面，他也是依赖的的，是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黑格尔把中国宗教当作自然宗教，即崇拜自然物的宗教，“天”是物质性的。他显然接受了龙华民的解释，而不同意莱布尼兹对中国宗教的理神论解释。黑格尔把中国的自然宗教称为“国家的宗教”，并说“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因为“皇帝居高的地位，是自然的主宰，举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联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孔子的道德学说“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
10、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反映了中国人“普遍性抽象”的思维方式，“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的”。按照黑格尔的哲学，“抽象”有“普遍”和“具体”两种，从“普遍的抽象”到“具体的抽象”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中国人的思维处于初的“普遍性抽象”，这是把握外界事物的初级阶段的思想。阴阳的观念是“的一元和二元的抽象思想”，是十分“肤浅”的；“八卦”“从抽象的范畴一下就过渡到感性的范畴”，“没有人会有兴趣把这些东西当作思想观察来看待”；“五行”“只是符合一种外在的次序，并没有包含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还比如古希腊恩培多克勒的气、火、水、土的“四根说”。
11、“主体”和“自由”是黑格尔规定“精神”的两个核心概念。精神的首要特性是辩证的运动，而“主体”就是运动的主体。主体在运动中逐步地完善自身，同时实现精神的价值。主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精神的价值，它就获得了多大程度的自由。主体首先转向自身，在自我意识中获得思想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自我意识即主体性。其次，主体在创造文化的历史中获得政治上、生活上的自由。后，主体在认识精神的艺术、宗教和哲学活动中获得完全的自由。黑格尔肯定西方文化的不同形态，如希腊哲学和艺术、希腊罗马宗教和犹太教、基督教和近代哲学都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和自由，它们构成了人类精神进步的环节。他否定中国伦理具有主体性和自由，无异于把中国伦理排斥在人类精神之外。
12、黑格尔对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哲学都持贬低态度。他说，孔子是“中国人的主要哲学家，但他的哲学也是抽象的”，“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王国”，当这种抽象的思想走向具体时，就成为“道德、治国之术、历史等，但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至于道家，“‘道’只是普遍的抽象，恍惚不定”，是“原始的理性”；道家的“无”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性的、抽象的统一”，没有超出抽象的开始阶段。
13、黑格尔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情况下，武断地大肆批评中国，错误百出，不堪一驳，现在的严肃学者不会在意他的这些观点。
14、在黑格尔之前，有人通过中西哲学的相似之处肯定中国哲学的存在和价值。黑格尔指责这种比较方式“纯属形式上观点”。比如，中国哲学以“一”为基础，与爱利亚派和斯宾诺莎以“一”为基础根本不同；中国哲学的象数与毕达哥拉斯以“数”为本源根本不同，不能把两者之间的差别看成是不重要，非本质的。
15、黑格尔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情况下，武断地大肆批评中国，错误百出，不堪一驳，现在的严肃学者不会在意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他的批评意见，不是因为它们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们的潜在影响。黑格尔的“中国落后论”和“历史进步论”是同一理论的反面和正面，“中国”是构成“先进/落后”对立阵营的一极。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文化历史，只要摆脱不了“进步/落后”两大阵营的对立，就无法摆脱黑格尔的“中国落后论”的阴影
16、黑格尔又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中国的道德学说是为专制的政治服务的。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其他人一律没有自由，一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还处在幼稚的状态”。君臣关系是家庭的放大。“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有人格的个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
17、黑格尔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黑格尔哲学虽然在中国广泛流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黑格尔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蔑视和攻击。黑格尔接受了启蒙学者关于人类历史起源于中国的历史观。他承认，中国所处的东方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开端”对于黑格尔来说没有任何优越性，相反，它象征着思想的贫乏和蒙昧。他用了比喻说：“历史是有一个决定性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东方/西方”在这里象征着“物质/精神”、“外在/内在”、“黯淡/光明”。
18、黑格尔的体系有不少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生搬硬凑，甚至荒谬错乱之处，现在很少有人相信黑格尔的体系。但无论赞成他，还是反对他，人们都不能忽视黑格尔的辩证法。人们之所以不得不重视他的辩证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辩证法是用来论证历史进步观的，与“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密不可分。西方人看待文化历史现象，只要摆脱不了“进步/落后”两大阵营的对立，就无法摆脱论证历史进步观的辩证法。
19、对于启蒙学者尊重的孔子及其学说，黑格尔投以鄙薄的态度。他说：“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但实际上，在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孔子所讲的只是道德常识，“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儒家经典《论语》也没有多大价值。从内容上看，孔子要求臣对君、子对父以及兄弟之间尽义务，“这种义务的实际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从表达形式上看，《论语》充满警句箴言，反复申述，“毫无出色之点”。黑格尔甚至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20、“中国”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起着反衬西方文明的作用，没有中国的落后，也就显现不出黑格尔所处的西方文明的先进；反过来说，没有黑格尔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立场和观点，中国也不至于那样落后不堪。黑格尔按照他的评判模式，在他所了解的关于中国的材料中，解读出他所要看到的、一切低级、落后和愚昧的东西。如此解读是系统的，全方位的，举凡哲学、思维方式、语言、道德、政治、宗教等等方面，凡是他认为人类精神有进步的领域，都有“中国”阴影的反衬。
21、黑格尔认为一切发展过程都可分为三个有机联系着的阶段：一、发展的起点,原始的同一(潜藏着它的对立面),即“正题”；二、对立面的显现或分化,即“反题”；三、“正反”二者的统一,即“合题”。正题为反题所否定,反题又为合题所否定。但合题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或扬弃。合题把正反两个阶段的某些特点或积极因素在新的或更高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正反合”的“合”是正题与反题的综合,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