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本质的特点
1、儒家思想基本特征
(1)、体现在音乐艺术上，相对于多选择人工材质(金属、标准木材、合金)的西方乐器而言，中国乐器选材多取于自然，并且充分利用这些材料的独特性，例如琵琶、二胡等。这些乐器相比西方乐器音色更接近自然，因而更容易表现出荀子所说“自然万物”之意境：一架古筝就能奏出海之春江潮水，一支古笙就能吹出大漠孤烟之萧瑟，一曲《赛马》以二胡的“连顿弓”模拟马声，一把古琴就能以泛音的技巧绘出《蜻蜓点水》。
(2)、儒家思想的第二个要点是：修身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弟子立志走向圣贤之路的目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温，不亦君子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3)、不同文化传统及作为其各自产物的思想体系之间的“会通”，首先意味着“普遍-特殊”关系层面上的同构。除此之外，“会通”还有另一层涵义，亦即相互诠释和相互发明的关系。因为“会通”不仅仅是契合，还包括创造。它在本质上是建构性的。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种“新范畴”既不是A，亦不是非A，而是扬弃和超越矛盾双方的异同关系之后所建构起来的新形态。这无疑是更高意义上的“会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其结果就类似于马克思所谓的“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彼此之间相互扬弃，其结果既是儒学的现代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或维度。
(4)、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匮乏，我们的道德观念越来越下滑。物欲横流，人心险恶，极端事件层出不穷，这些年来，仁义礼智信都去哪儿了？我们真的需要儒家精神来医治世道人心。
(5)、从三皇五帝到周人克商之际的周部落时代，大约一千六百多年，正是从氏族公社与部落联盟的原始社会，演变为农村公社制国家的社会。这个时代，国家和阶级虽已产生，但不必就是残酷至极的奴隶制国家，而是农村公社制国家;社会的基层组织仍然是基本保留着原始民主和平等的农村公社，公社内部也仍然“民俗相亲、出入相友”、“和协辑睦……敦庞纯固……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国语·周语上》)，只是多了一个凌驾于各公社之上由军事首领专制的原始国家政权，负责协调部落矛盾、组织军事行动、征收贡赋徭役而已。马克思把这种社会形态称为亚细亚社会，其特征就是在国家统治之下长期保留着农村公社传统。
(6)、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特征与儒家思想是水乳交融的，两者实际上是互相影响，共同构成我国传统思想艺术之画卷的。本文虽侧重于“思想对于音乐的影响”，亦试图提炼音乐艺术中契合儒家传统思想的部分，以说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7)、现代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需要具备矛盾对立的两面性，用中国古典哲学说就是阴阳要平衡。阴阳平衡的观点是从《易经》中发展出来的，要真正理解这一点就需要理解《易经》。
(8)、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时代性距离和矛盾
(9)、李贽否定了孔子，提出了“童心说”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顾炎武则进一步批判君主专制，提出“众治”，主张“经世致用”，注重实学；王夫之更是大胆地提出了“循天下之公，帝王独尊是君臣之道丧失的根源”的主张。
(10)、关于人性的讨论是先秦时期各个哲学学派注意的焦点之对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孔子认为，人性基本上是相似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似乎主张一种自然平等论，即人天生都有同样的人性，人与人的差别是后天造成的，是由于不同的环境因素和个人的努力。
(11)、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我认为，主要的是四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开放包容；二是实事求是；三是经世致用；四是与时俱进。
(12)、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尚书·周书·蔡仲上》。
(13)、无论个人、团体还是国家，总是有欲望和利益追求的。而儒家从维护等级礼制的需要出发，认为人的欲望是社会的乱源，主张限制欲望，提倡“君子谋道不谋食”，只有放弃欲望和利益，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宋儒更是明确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口号，完全是逆天行事。其实，人欲或物欲不能灭、也灭不了，人都有过好日子的欲望，过上好日子还要过更好的日子，欲望永无止境，这是人的天性。人类没有欲望简直不可想象，没有欲望就会什么都不干，有欲望人们才会努力创造，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法律只须对不正当的欲望和不正当的手段加以抑制就可以了，何至于像极端冷酷的儒家分子那样竟要“灭人欲”!
(14)、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15)、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系统整理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16)、推行仁政是岐周政治家赖以翦商的根本政治策略。商纣王专行暴政，暴政的直接后果是失人心，失人心则失天下。武力处于劣势的政治集团，铲除暴政集团的好方法手段和步骤是：长久争取人心，一朝武力解决。而争取人心的好办法就是礼贤下士，实行仁政。
(17)、儒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由于后来儒学大者的有些异化，存在有很多槽粕，这也是事实。但是我们以辨正的以批判性地吸取精华，扬长避短，去伪存真，这才是好的传承。任何一门思想体系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有他的不足之处，只是需要我们的正确对待。
(18)、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是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
(19)、孔子和他的弟子怀着这种强烈的美好愿望，周游列国，以图说服大小诸侯，实行仁政德治。其主观愿望虽然不错，但这种只讲仁政德治、不讲法制的空想道德主义思想，只是一种美丽的“乌托邦”，当时终因不合时宜而难被接受，数千年来也从未真正实现。但儒家这种过分强调仁义道德而忽视甚至反对法制建设的片面、僵化思想，长期以来，却对中国历史进步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以致我们至今还在为建立法制社会而奋斗。
(20)、儒家的辩证法观念，包含着“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构成的基本脉络。在纯粹学术的意义上，那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或许原本就是一个假问题。其实，就学术含义而言，“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恰恰构成矛盾的生成和消解的完整结构。一定意义上，它可以被看作是对立统一这一矛盾规律的中国式的表达。儒家的辩证思维内蕴着一个人本学的立场和视角，相对于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国文化中的天道并没有那样强烈的彼岸性。强调人的在场性，始终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2、儒家思想本质的特点是
(1)、事实上，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现实中存在，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面性。儒家思想既然存在了2千多年，必然符合这个规律，也就有正负两面的作用存在。正面的我们大家能说出一大堆，比如有利于团结、生存、维持秩序等等。但是负面作用是什么？好像是一个大家比较避讳的话题。不敢去讨论、不敢去正视儒家思想的负面作用，就不知道如何规避和改良。会出现过度夸大儒家思想的作用而盲目推崇，从而导致失败或错误，反而不利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比如：诺大的中国为何会被不足自己一个省大的日本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如果没有第三方帮助和支持，没有美国两颗原子弹把日本彻底放放倒，中国能否抵御日本的侵略不被灭国还真是个未知数。信奉和平，尊崇儒家思想的中国，咋就变得如此不堪一击？日本也学过儒家思想，却为何能那么强大？徒弟差点灭了师傅。原因和差异在哪里？
(2)、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
(3)、那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当中，起到开拓创造的阳属性的是什么呢？就是秦始皇之前的社会创新和创造力。别看今天的中国人缺乏创新力，秦始皇开创的社会制度是一次伟大的创新，领先欧洲一千多年。欧洲直到工业革命，创建了现代工业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奠定了超越中国的基础。
(4)、(11)毛亮：《抽象与具象之间：爱默生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第151-166页。
(5)、季历被杀之后，其子周文王姬昌继任周君和“西伯”，二十多年后因对商纣王的暴政略有微词，被囚于羑里。据说他在狱中把上古伏羲创立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且为各卦一一作了卦爻辞。《史记》说：“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所推演的六十四卦，成为后来孔子整理《周易》的重要思想资料，《周易》也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经典。
(6)、钱茸，《中国传统音乐的含蓄美倾向与儒家文化》，《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04卷，24-28页
(7)、下面这段论述，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以和平的方式讨论。请不要用过激的言论和人身攻击，惹怒一个有攻击倾向的人对你没有好处。
(8)、前面我们分析过，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属于保守、维持的，也就是阴阳之中的阴属性。在中华文化和文明发展中，她起到的作用是安定、团结、维持、防守的作用，让中国文化能延续得更久。
(9)、但这并非赵宣们故意弄虚作假“钻政策空子”，儒家繁琐的礼仪制度对这些作秀表演其实早有详细的明文规定，如前面提到哭丧的次数、哭法的规定和“代哭”之类，就是明证。礼既然是一种仪式(礼仪)，就必然带有表演性，也必然培养出表演的习惯(参见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复旦大学2007年版，第1152页)。读书人只把儒家礼教道德当成求取功名的敲门砖，道貌岸然的封建官僚们则用礼教道德作为攻击政敌的武器，而自己却大肆贪污受贿，聚敛财富，生活奢靡。
(10)、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我认为，主要的是四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开放包容；二是实事求是；三是经世致用；四是与时俱进。
(11)、儒家四书六经其综旨是如何做人，讲的是仁义二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既是人的修身齐家，又是高道德标准的思想境界。虽说不用以治国平天下，但是能够给社会带来稳定与和谐。儒家的积极入世而务实，儒家的讲善良，讲仁义，讲诚信，讲忠孝，无论处在哪一个历史阶段，都是时代的强音，它将继续千年咏留传。
(12)、儒家思想的第一个要点是：仁爱。儒家的仁，同道家的道，佛家的空一样，一个字体现了儒家的全部思想内涵。
(13)、总之，儒学所具有的这些本质特性是十分宝贵的，是儒学的精髓所在。它们赋予了儒学长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引领和推动着儒学不断地为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14)、儒家特别强调和推崇“践履”和“躬行”。它是实践情境中的规定，其名词性弱化，动词性凸现。作为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它决定了“践履”这一实践品格构成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这种“体认”的姿态同马克思的哲学旨趣有某种相似之处。
(15)、 “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荀子在《乐论》中写了音乐当时服务于宫廷之“礼”的场景——奏乐的乐工乐师快速来到，奏乐，再退下，按照次序和规定，演奏指定的曲目。相比西方乐器，中国乐器多小巧玲珑，便于携带，使“礼乐”仪式得以方便地进行。
(16)、找到走出这一困境的途径成为众多西方思想家的愿望：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海德格尔的“此在”对“嵌入性”的强调、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对自我与他者的探讨、怀特海对主体间性的强调、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威廉·詹姆斯的过程心理学、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等都是对西方个人主义焦虑的反思与匡正。西方哲学家们重视现世、过程、肉身等实践领域，其精神实质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相通，都把目光投向了现实关系中的人，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理念和抽象的心智。美国学者福莱德·R·多尔迈所著《主体性的黄昏》所表达的愿望很有代表性：他希冀建构一种非个体主义或后个体主义的“实践本体论”(8)为后个人主义的‘人’的复归指明道路(8)安乐哲也是其中之他选择了儒家伦理学作为思想武器，他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大转折时期，可以说在很大意义上，正值新世界文化秩序方兴未艾；儒学所提供的哲学财富，不仅是中华文化焕发活力、走向复兴的资源，而且也是更广大世界性的文化利益资源......儒家哲学在今天可能成为充实我们思想与生活方式的重要资源”(6)
(17)、本文并非严格的哲学写作，即并非以概念的辨析展开全文，但正是这种特征，使本文在美学研究中脱颖而出。而如果还希望更合乎学术要求，可以在概念的辨析、儒学学术史的叙述方面做到更加精确；结合更多的相关著作或论文进行讨论，或在开头处以精简的综述形式引入；同时选择更小的主题和切入口，使研究更为深入。
(18)、然而“乐”之所以“受宠”却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艺术活力。
(19)、桑东辉，《的音乐伦理思想体系探赜》，《道德与文明》，2021年02卷，75-80页
(20)、所以今天的中国不需要更不应该过度重视儒家思想和情商，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它在中国的地位太高，处于统治地位，导致中国社会无法包容其它思想和异见/异类人士，阴阳不平衡失去创新力和创造力。
3、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1)、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2)、当今世界已经入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各地区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联系空前紧密，各种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与日俱增；同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今天的人类社会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达到了古代世界完全不可想象的繁荣境地。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是，全球化也像所有的事物一样，有利也有弊，是利弊共存的对立统一体。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弊端与难题。例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消除和解决这些弊端与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社会今天创造和和发展的各种智慧与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世界各种文明以往所积累和储存的一切智慧与力量。毫无疑义，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儒学文化，应该充分挖掘其蕴集的丰富思想价值，结合全球化、现代化的实际，实现其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使之为改进全球治理，为消除和解决全球化、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与难题，作出更多的贡献。
(3)、(1)杨金才：《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
(4)、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5)、五场主题讲座，始哲学之源，流过中国哲学千年的发展脉络。我记得张教授对我们要善于批判反思、勇于质疑常识的勉励；记得郭教授细言孔子生平，深入为仁与礼的讲述；记得林教授解读孟荀思想上的分野，一一打开每一张同学提问纸条的可爱；记得何教授对程朱理学讲解和对天人关系的探讨；记得吴教授讲授时阳明心学深入浅出，引发了我对公学于当代之意义的思考。四场通识讲座更是异彩纷呈：我记得祁老师以鲁滨逊是否孤独为例，阐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记得徐老师讲述儒释道三家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记得以前就在b站上关注的“徐英瑾文史哲”栏目里的真人出现在面前，幽默诙谐阐述抽象思维对于我们具体生活的意义；更难忘沈教授在全场黑暗灯光中在屏幕前为我们指点宋画艺术哲学时内心之震撼与美的享受……
(6)、总之，在辩证法的内涵、基础及实质等诸多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儒学的观念都有其不可忽略的相近或相似之处，讨论两者会通之可能性时，不可无视这个思想史事实。
(7)、我们简要的从宏观的角度复盘一下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8)、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9)、然后，说到天人，就必须要探讨一下“德”的问题。在儒家那里，德本身就是连接人与天的桥梁，天人关系就是通过道德实践去认识天命，比如“以德配天”“天生德于予”等词语。所以，天的主宰性还表现在天去监督、鞭策人的道德实践、行为规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篇)，要想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就需要对“天命”有充分的认识。而要想认识天命和提升道德，又需要人的自身努力：“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
(10)、“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蕴涵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追求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相一致。一方面，马克思承认人类历史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承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并不认为这些规律是游离人的感性活动及其所建构的现实的历史过程的，毋宁说它就是人的存在本身的逻辑。由此，他进而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作为走向理想社会的一个步骤和标志，而这正是合目的性的历史形式，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自觉状态。毋宁说，马克思所谓的人的存在与本质、能动与受动、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类等一系列矛盾得到彻底解决之时，也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在社会层面上的达成之日。从更为辩证的意义上说，“天人合一”若被置于马克思语境中加以理解，就意味着自然界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彻底的自然主义”与“彻底的人道主义”的统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之后达成。
(11)、尽管礼制当初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时代在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氏族公社早已瓦解，礼乐制度大坏，靠“礼”已不能维持社会秩序。那么，为什么拼命鼓吹道德礼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学说，反而越来越被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集团奉若神明?原因是“周礼”虽然崩坏了，但社会却还需要道德规范，道德和法律一同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而且，“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2页)。儒家学说一贯倡导的“忠孝礼义”，正好具有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显著功能，比如“礼”，其实就是按各人的社会地位规定了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样的“礼制”发展成为封建“礼教”，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使人们失去了人的自由和尊严。特别是从儒家君臣、父子、夫妻伦理学说中归纳出来的“三纲”理论，几乎使所有的人失去了自由。
(12)、不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仁爱。对周文王来说，大行“仁政”首先是一种政治策略，其目的很明确，史籍一言中的说：文王自羑里回到岐周，“乃与太公阴谋(秘密谋划)，行善修德，以倾商政”(《通鉴外记》卷二下)。显然，“行善修德”既是争取民心、壮大自己力量的政治需要，更是推翻暴政、夺取政权的根本措施和斗争策略。“得人心者得天下”，岐周政治家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而商纣王却不懂得这一点。于是我们看到，商纣王越是恣行暴政，周文王就越是反其道而行之，大行仁政德治，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处处注意争取人心，这与商纣王的暴虐形成鲜明的对比。持续不断地实行仁政，礼贤下士，当然使诸侯归心，就连商朝老臣辛甲等人也投奔于周，以致出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大好局面，后来的孔孟都对周文王仁政德治的伟大实践称赞不已。“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周人的胜利已不卜可知，儒家由此概括出“仁者于天下”的名言。
(13)、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他设太学，以儒家经典著作教育学生。
(14)、因为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相互共存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之时，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思想等等。正是由于虚心向道家、墨家等学说学习，认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才成为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显学”。当它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又能与当地的思想文化交相融合，促进了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形成。当佛学从外国传入中国后，它不仅能与之共容共存，而且将佛学引为自己鉴短取长的学习对象。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给它带来的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15)、中国号称“礼义之邦”，礼仪之繁琐在整个世界无出其右者。如孔子声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他本人也做出了守礼的榜样：当他朝见鲁定公时，提着衣襟，弯着腰，贴着屋檐，迈着小碎步，说话时低声下气，表现出奴性的种种肉麻丑态(见《论语》第第十)，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卑微屈从的画像，所以被当时的人讥作谄媚君主(《论语》第三：“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儒家的奴性软化思想和君主的专制独裁政治，实有密切关系。
(16)、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来说，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 是政治的基础。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名份制则是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即“君君臣臣子子”，要按照礼的关系摆正君臣关系维护这种关系要靠内心的自觉性，即思孝梯。
(17)、 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开创现代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长期的社会创新力；
(18)、作为艺术实体，中国传统音乐具有的一些本质特征(例如律制、钟磬埙鼓琴柷笙箫之类传统乐器等)是在儒家思想诞生并普及之前就形成的。中国传统音乐的起源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河南舞阳贾湖村出图的21骨笛为证)；到春秋中期，五度相生律已经在《管子》中有所记载；到西周时期，“八音”对乐器分类已经出现。中国传统音乐诞生的土壤某种程度上，在仲尼未生之前，早已埋下了它“柔和、线条”的一些本质特征。
(19)、然而，道德礼义虽在夏商周统治下的农村公社制时代有效，但进入春秋战国以后，礼乐崩坏，包括儒家在内的任何政治集团和学派，都因拿不出恢复礼制社会的有效措施，所以很难真正实行。倒是法制社会比较现实，因而至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和普世价值。
(20)、(2)Matthiessen,F.O.,AmericanRenaissance:ArtandExpressionintheAgeofEmersonandWhitma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
4、儒家思想的基本特点
(1)、中国传统音乐作品多采用五度相生律(又称三分损益法)，在音程关系上，五度相生律比西方广泛采用的十二平均律更加和谐，即在五度相生律中，同时弹下任意两个音，总有一种“和声”之感。这一点在古筝“刮奏”手法(经常用来模拟流水的琶音)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当3-4组不同音高的五音被连续奏响时，给人的感觉如同置身山水之间，十分旷远协和，原因就是五度相生的律音之间普遍存在着“音音之和”的音程关系。此外，“五声音阶”，即“宫(1do)商(2re)角(3mi)徵(5so)羽(6la)”，相比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音乐作品中多采用的“七声音阶”，缺少了两个具有强情感倾向性的音，即下属音(4fa)和导音(7si)，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不容易通过普通的旋律进行来表现出浓烈的情感，进一步决定了其“旋律柔和”的特点。
(2)、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几千年来，为历代儒客所尊崇。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它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深远。
(3)、可以说儒家对于音乐的重视一部分归因于其对“君君臣臣”秩序社会的主张，另一部分则是儒家看到了音乐对于个人道德品行的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将音乐审美视作一个人修身、治学的高境界。《乐论》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更是人们发泄情感，从而排除动乱的有利媒介，“民有好恶之情而无息怒之应则乱”。因而音乐具有调和情性、敦化道德的功能。
(4)、在这个艺术边界逐渐模糊的时代，一些包装成新型音乐的反社会、违背公序良俗的歌词不断被加入到我们所接触的流行歌曲之中——作为听音乐的人，我们是否应用荀子的“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劝勉自己，用“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来警示自己呢？
(5)、清朝在与邻国封疆划界时，“中外一家”的迂阔思想主导着其制定对邻国的划界原则，每当双方对划界出现不同意见时，清廷“大公至正”，采取“息事宁人”、“相安无事”的态度，往往让对方越过传统习惯线，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单方面的退让和妥协，不但使邻国没有按照双方传统习惯线划界，反而趁机侵占中国领土。
(6)、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安平秋
(7)、 中学生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探究倾向，进行哲学式的思考与探究，可以帮助他们明晰思想，优化思考，提升思维，从而更好地认识自我、发现世界。哲学论文写作是训练自己思维的重要方式。先验思维将陆续推出本届中学生暑期哲学课堂的优秀论文，展示当代中学生的思维深度和研究潜力，并将邀请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为学生论文进行点评，给予进一步指导，为中学生的哲学探究提供更为专业的示范。
(8)、历史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这将是一个充满巨变而又有着光明前途的世纪。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经验，依然是我们在新的世纪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地发掘、利用人类已经积累和正在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启示、智慧与经验，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推动全球化和现代化健康地向前发展，才能更好地开创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9)、儒学作为一种“前见”，不能不充当中国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先行有效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它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倒恰恰是条件。
(10)、本文在将美国文艺复兴三杰的“自我”书写与安乐哲所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并置考察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爱默生以个体为圆心，外物为圆周，重视超灵、灵魂，而轻视具象外物，追求一种抽象道德主体；梭罗的个体走出圆心与圆周融合，寻觅自然之道以养成自然性具象道德主体；惠特曼的圆心与圆周物我齐歌颂独立个体，但实质却塑造群体性具象道德主体。他们“自我”书写中的一个大致走向是，自我逐渐从个人内在性走向社会外在性，自我与抽象精神的认同也逐渐转向自我与具象他者的认同,这一趋势与儒家角色伦理对自我的社会外在性和对具象家庭、社会伦理角色的重视有一定的共通之处。西方个人主义在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中达到高潮，其中所潜藏的社会、伦理、政治问题已然引起爱默生本人、梭罗、惠特曼、霍桑和梅尔维尔等人的反思，并试图解决个人主义内在性与外在性、抽象性与具象性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个人主义的纠偏历经两个世纪，时至21世纪尚未得到解决，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因这一问题的悬而未决，美国哲学家安乐哲从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提出借助儒家角色伦理学帮助西方走出个人主义困境。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共同体等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在西方传统中一直存在，而在中国传统中却没有那么显著，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人际和谐的儒家角色伦理紧密相关。西方思想家在面对个人主义困境时转向东方智慧寻求出路，而提倡具象人际联系和角色实践的儒家伦理思想成为首选思想源泉便在情理之中。在这一点上，21世纪的安乐哲如此，19世纪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有意无意中也走过了同样的心路历程。梁漱溟曾认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是三种基本精神不相同的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进展的三个阶段。首先是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但深入之后其矛盾和困难逐渐暴露,以至毛病百出,苦痛万状；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开始意识到必须改变原来的道路,要求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23)本文的研究结果在“自我”问题上支撑了梁漱溟之见。但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如此强大，思想家们希冀的“后个人主义”主体还远未成为主流，儒家哲学在后疫情时代世界文化新秩序形成中的意义和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发掘。
(11)、孔子的儒家学说要恢复已经过时的社会制度，先天就有一种复古倒退、反对改革创新的思想保守性，“古礼是他们的饭碗，守旧是他们的习性”(张荫麟《中国史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特别是两宋明清时期，儒家知识分子一切按圣人的话去办，尚古、复古、唯圣、唯上、唯书，旗帜鲜明地扼杀创造力，把一切不合圣人之言的见解统统视为“邪说”，一批评圣人的错误，就被定为“谤圣罪”，表现出极端顽固、保守和文化专制主义立场，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步。难怪日本远藤隆吉说：“支那有孔子，为支那祸本。”(引自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12)、因为儒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必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概念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一个具有儒家思想的人，《汉书》说他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所追求和坚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东汉的著名儒学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有两篇题为《问孔》与《刺孟》的文章。王充在文中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眀“是”。他说：“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猝吐言，安能皆是？”像王充这样敢于指出和纠正前辈儒学思想家著述与言行中的错误的学者，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儒学界所在多有。这就足以说明求实求真求是，是儒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13)、那么，实行礼制的中国夏商周时代，为什么不能像古希腊那样产生法制思想和司法审判制度，而要靠“道德礼让”解决争端?原因是中国地域远比古希腊辽阔，在交通、通信条件极差的分封制时代，国家机构比较简单，官员数量也很有限，还不存在秦汉以后覆盖全国的官僚行政、司法系统，官方也就无法及时掌握和追究处理人们的违法行为，况且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大国建立遍及全国的庞大司法行政系统也是不现实的;而小民收入微薄，也无力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所以，当时只有沿袭氏族时代的道德规范，提倡个人自我约束、安分守己和对人礼让的美德，以避免相互纷争;即便出现诉讼问题，也都根据传统礼法，召开氏族或氏族联盟大会，由氏族成员民主评议，做出裁决和惩处。可见，以道德代替法律在当时有其历史必然性。
(14)、不过，尧、舜、禹、汤虽然也是儒家“祖述”的对象和思想来源，但由于他们的年代太过久远，流传下来的事迹不多，因而只是儒家学说产生的远源;只有孔孟本朝的先圣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时代创造的岐周政治文化、礼仪制度，才是儒家学说直接、亲切、主要的研究对象和思想源头。儒家要恢复的就是岐周时代农村公社农夫与贵族和谐相处的社会，即“礼制”的社会。礼是农村公社时代的制度、风俗(虽然经过周公等人改造)，直至春秋后期，先民在公社中的民主地位尚未完全丧失，村社互助礼让的生活风俗仍然依稀尚存，不然，孔子何以还能“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
(15)、治国像治病，如果把礼治比做“未病先治”的中医，那么法治就是“病而后治”的西医。“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据说，礼是治本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法是治末的，只在人们犯法之后才处罚。儒家因此表现出重礼轻法、以礼代法的片面倾向，即便对已经犯有罪错的人，也主张教育者用自己的善行去感化对方，法制在儒家学说中是没有地位的。
(16)、很多人认为儒家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有着很多的变异。其实这种变异是把儒家精华的内容进一步地提升和创新，并与其他诸子百家积极的一面溶合在一起，以达到治国平天下，成为封建专制的正统文化。
(17)、周公的这些礼乐制度和礼治思想，当初可能紧扣现实政治，“末尝离事而立言”。但时代变了，儒家死守所谓“周公之礼”，脱离实际，盲目崇拜，出现极端化、片面化倾向，某些东西显得保守、落后、愚腐和不合时宜，这对民族精神的负面影响严重。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批评说，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
(18)、而真正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肯定天道与人性的统一性，人性源于天性，也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系辞》)这样的名言警句也说明了天道与人性贯通以及天的神圣博大。但是，与道家不同的是，儒家肯定人为，要求对“天”加以利用，例如荀子站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要求“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他意识到自然有规律，并提出改造自然，但忽略了对自然的研究。
(19)、惠特曼对具象世界的关注首先表现在他的“超我”(Over-ego)概念联结了人的物理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被爱默生视为“非我”的肉体在惠特曼《我歌唱那带电的肉体》(1855)中被赋予了高度的神圣性：“如果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那就是人的肉体....../对于男人或女人，清洁、强健、坚实的肉体比美的面孔更加美丽”(19)1爱默生推崇灵魂、梭罗注重肉体感受，惠特曼更进一步歌颂肉体，使之与灵魂平等：“肉体与灵魂处于平等的地位,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19世纪美国的‘代表人物’”(21)其次，个体和群体这两个看似相悖的概念同时得到颂扬，个体是群体性的个体，群体是个体组成的群体，因而产生了“群体中的个体”(man-en-masse)这一说法。惠特曼在《我歌唱个人》(1855)中写道：“我歌唱个人，单一的独立的人，/发出民主的声音、大众的声音”(19)可见个人、大众已然难以区分。惠特曼视自我高于上帝，但这个自我与群体密不可分：“我拥有的一切你也拥有，/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同样属于你”(19)父母给予个体生命，人际互系如经线纬线般织就个体，个体源自他人，来自群体。此外，惠特曼的同等神圣而又平凡的“我—你关系”也反过来消解个体的独特性，同时强调了不同个体和谐共处的可能性。皮斯认为惠特曼倡导的“群体中的个人”同时强调个人和群体的重要性，个人不须放弃自我屈从群体，真正的群体应当包容并激发个人的激情与冲动。每个个体之中都包含着异质性的冲动，也就是惠特曼所谓“体电”(bodyelectric)，而这种多元性的个体性为美国民主的平等、自由和幸福提供了基础(13)1因此，一般认识中高唱个人的惠特曼并没有走向极端个人主义，而是强调个人与群体的平衡与和谐。
(20)、思想是个很复杂系统的问题。搞明白了某些问题可以著书立说，教育后代。假如不是专业学者，不能以外行去批判内行。
5、儒家思想本质的特点是什么
(1)、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
(2)、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3)、我的总体看法是：儒学的思想价值，不仅可以用来为实现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促进和改良全球的治理服务，而且一定能发挥它的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由儒学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以后，不仅存在和发展于中国，而且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传承和延续到今天，它所以有着持久不衰的发展生机与活力，有着不断繁荣进步的发展前途，也是由它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
(4)、每一次文明的领先都离不开一次伟大的创新。中国发展到清末的时候，明明已经远远落后，却沉醉在保守中庸的文化之中，依然缺乏创新力和创造力。并且被自己过去的辉煌文明蒙住双眼，高傲的拒绝接受改变，固步自封，还把拥有现代文明和科技的欧洲看着蛮夷之地。
(5)、周文王时代的岐周社会，笃行仁义，上下和谐，民风淳朴，相互礼让，在经见了太多战乱和暴君慢吏的儒家创始人心目中，显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和谐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就是这种价值取向的理想社会政治局面，亦即周文王至周公旦治下的岐周社会。难怪孔子充满复古感情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6)、“天人合一”乃是儒家文化的根基，这里所谓的“合一”的基本内涵，即是人与自然、万物一体。孔子早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他對于“天”表现出一种极强的敬畏之情，在君子的“三畏”中，“天命”位居第一。我们结合孔子诸多言论和实践行为可以发现，他对于“天”有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之前已经说过，在孔子那里，“天”不仅仅是有自然之天的意思，还被赋予了一种“神”的含义和敬畏感，天是有意志和性、主宰性的，孔子那里的“天”可以生育万物。其次，结合杨伯峻先生的观点，《论语》中那么多关于“天人”的言论可以证明，孔子十分重视天人关系，正如“巍巍乎！惟天为大”(《论语》泰伯篇)，“天”早已超越了那个客观存在之天的意涵，而是某种的价值和意义，带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性。
(7)、(10)(美)拉尔夫·爱默生：《爱默生集》，吉欧·波尔泰编，赵一凡、蒲隆、任晓晋、冯建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
(8)、又如哀哭本是自然的，可是，儒家《礼记》、《仪礼》竟对主人主妇何时哭、如何哭，也规定了种种奇形怪状、十分详细的仪式，甚至哭多少声都量化、程序化了!若要严格执行，确实难以承受，出于无奈只好请人“代哭”。《周礼·丧大记》曰：“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代哭”亦称“助哭”。《仪礼·士丧礼》“代哭”下注曰：“代，更也。孝子始有亲丧，悲哀憔悴，礼防其以死伤生，使之更哭，不绝声而已。”此刻之哭，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礼仪行为，而非自然感情的宣泄。就连崇拜孔孟程朱的宋儒罗璧，也很不以为然地说：“汉儒言礼，多不近人情，丧哭一主于哀而已。《礼记》曰：‘齐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偯;小功缌麻，哀容可也。’释者谓‘三曲’，一举声而三折也;偯，声余从容也。夫哭而为折声、余声，是意不在哀，用哭为态也。如曰始死，主人啼，兄弟哭，妇人哭啼，皆区分无义。”(罗璧《识遗》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