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本质的特点
1、综上可见，我国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影响之深刻，渗透在我国传统音乐的各个方面。在哲学语境下思考中国传统艺术，让当今的我们学会扬弃，学会守、破、离，更好地反思当今在西方艺术的冲击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形势。秉持着儒家“家国情怀”的精神传承，我期待社会“尽善，尽美”的音乐价值追求会激励更多优秀的中国音乐人，让我国的传统音乐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光彩。
2、欧洲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落后于中国和美国，他们已经出局。印度还没解决国内人民的平等问题，没有机会参与竞争。日本国土面积太小，人口和市场有限。参与竞争的就是中国和美国。而美国是当前工业时代的领导者，他拥有先进、适合当前文明的生产关系，因此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必然背上包袱速度不够快。而中国上个世纪完成了卸下历史包袱，目前属于轻装上阵，所以中国有领先的机会。
3、仁：仁爱。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
4、清朝在与邻国封疆划界时，“中外一家”的迂阔思想主导着其制定对邻国的划界原则，每当双方对划界出现不同意见时，清廷“大公至正”，采取“息事宁人”、“相安无事”的态度，往往让对方越过传统习惯线，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单方面的退让和妥协，不但使邻国没有按照双方传统习惯线划界，反而趁机侵占中国领土。(儒家思想本质的特点)。
5、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天人感应”“道之大原出于天”等观点，继承了先秦天人观，以法天为一切标准、准则，天以符瑞或灾异为奖惩，王朝应顺应五行，“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天比君王更至高无上。到了宋代，张载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西铭》)，不仅天人相通，道家“混沌”与自然无为思想也被引入，人、道德标准与自然界都依同一规律运行，人性是天道，而天人协调也是高境界。而笔者认为，唐朝刘禹锡清楚人与自然的辩证统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刘禹锡《天论》上篇)，看到了人与自然对立统着重强调人可以用“天”。(儒家思想本质的特点)。
6、孔子在解释仁的本质时指出，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因此，仁的标准就在自己心中，人作为道德的主体，按自己内心的愿望去行事，而不是受外界强制性力量的约束。实行仁是高度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同时又是一个人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7、大家人都知道和认同我们正在迎接工业0——智能制造。但我认为机器一旦加入智能，变成机器人，是一次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开启一个新的文明，而不是新的工业。
8、 我的总体看法是：儒学的思想价值，不仅可以用来为实现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促进和改良全球的治理服务，而且一定能发挥它的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由儒学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以后，不仅存在和发展于中国，而且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传承和延续到今天，它所以有着持久不衰的发展生机与活力，有着不断繁荣进步的发展前途，也是由它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
9、(②)参见Bercovitch,S,TheRitesofAssent:TransformationsintheSymbolicConstructionofAmerica,NewYork:Routledge,1993；Pease,D,VisionaryCompacts:AmericanRenaissanceWritingsinCulturalContext, Madison: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
10、对此，刘师培批评得好：“自三纲之说兴，而为君者为父者为夫者，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为臣者为子者为妇者，只有义务而无权利;所谓论势不论理也。有权势者能论理;无权势者即不能论理”。陈独秀说：“教忠、教孝、教从，非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三纲之实质也耶?”“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之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恨以殁，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吴虞说：“孔子……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但求君亲长上免奔亡弑夺之祸，而绝不问君亲长上所以致奔亡弑夺之故，及保卫尊重臣子卑幼人格之权。……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者，固无制裁也。……为人臣而不忠，则人臣无将，将而必诛;于君之无礼者，固无制裁也。”(引自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2页)。这样的“礼”建立在“尊卑贵贱”的等级基础上，对贵族统治者和所有尊贵者很有利，历代统治者当然对儒家倡导的这种东西很感兴趣。难怪蔡尚思先生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深恶痛绝地说，儒家学说是工农的敌人、富贵的恩人;是女性的敌人、男性的恩人;是民主自由的敌人、君主独裁的恩人!
11、曾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12、总的来说，显著的人文关怀就是儒家思想的特点，就个人而言。
13、很多人认为儒家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有着很多的变异。其实这种变异是把儒家精华的内容进一步地提升和创新，并与其他诸子百家积极的一面溶合在一起，以达到治国平天下，成为封建专制的正统文化。
14、在这一个星期的学习中，我从九场讲座以及与同学老师下午探讨哲学话题时大家展开的无数哲学侧面中，意识到哲学是一门十分庞大，卷轶浩繁的学科，愧于自己作为在哲学面前知识面的浅陋，却更添对其的神往。这几天的哲学经历带给我的改变是巨大的，哲学知识的增盈不仅让我提升了自己的语言修辞的准确与优美，学会了从哲学的视域探索我所好奇的学科领域(音乐学便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我所领悟之哲学不再留于引用几句哲学家的名言，搬运几个艰深晦涩的哲学词汇，而是一种立体的，非片面的思维模式，一种将理论与与现实生活建立桥梁的人生智慧——关于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互联网时代，如何独立思考，理性分析，警惕逻辑和情感的陷阱；在学习生活中，为何要时刻审视自己，追问自我行为的意义，而非失去自由，累于外物，盲目地被生活的浮躁裹挟着前进。
15、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他设太学，以儒家经典著作教育学生。
16、儒家特别强调和推崇“践履”和“躬行”。它是实践情境中的规定，其名词性弱化，动词性凸现。作为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它决定了“践履”这一实践品格构成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这种“体认”的姿态同马克思的哲学旨趣有某种相似之处。
17、记得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中国流行过一本书是讲情商如何重要的，作者是美国人。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已经普遍认同情商决定人生高度这个观点。站在个体看，条件相近的两个人，确实是情商高的人更容易成功，因为这样的人擅于沟通、组织、协调、合作等，更容易获得资源和帮助。但一个群体、组织、企业、国家呢？
18、现代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需要具备矛盾对立的两面性，用中国古典哲学说就是阴阳要平衡。阴阳平衡的观点是从《易经》中发展出来的，要真正理解这一点就需要理解《易经》。
19、在如此重视之下，中国古代的音乐得以发展，甚至造就奇迹。汉乐府等音乐机构促进了音乐发展，使得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被创作出来，《诗经》中美好隽永的诗作得以流传至今；精美的乐器被制造出来，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这由64个编钟组成的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的编钟组，是对先秦礼乐等级制度的体现，其“一钟双音”的制造工艺代表着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水准，是世界民族乐器殿堂中的瑰宝。
20、中国传统音乐作品多采用五度相生律(又称三分损益法)，在音程关系上，五度相生律比西方广泛采用的十二平均律更加和谐，即在五度相生律中，同时弹下任意两个音，总有一种“和声”之感。这一点在古筝“刮奏”手法(经常用来模拟流水的琶音)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当3-4组不同音高的五音被连续奏响时，给人的感觉如同置身山水之间，十分旷远协和，原因就是五度相生的律音之间普遍存在着“音音之和”的音程关系。此外，“五声音阶”，即“宫(1do)商(2re)角(3mi)徵(5so)羽(6la)”，相比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音乐作品中多采用的“七声音阶”，缺少了两个具有强情感倾向性的音，即下属音(4fa)和导音(7si)，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不容易通过普通的旋律进行来表现出浓烈的情感，进一步决定了其“旋律柔和”的特点。
21、儒家四书六经其综旨是如何做人，讲的是仁义二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既是人的修身齐家，又是高道德标准的思想境界。虽说不用以治国平天下，但是能够给社会带来稳定与和谐。儒家的积极入世而务实，儒家的讲善良，讲仁义，讲诚信，讲忠孝，无论处在哪一个历史阶段，都是时代的强音，它将继续千年咏留传。
22、 因为儒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必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概念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一个具有儒家思想的人，《汉书》说他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所追求和坚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东汉的著名儒学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有两篇题为《问孔》与《刺孟》的文章。王充在文中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眀“是”。他说：“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猝吐言，安能皆是？”像王充这样敢于指出和纠正前辈儒学思想家著述与言行中的错误的学者，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儒学界所在多有。这就足以说明求实求真求是，是儒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23、作为爱默生的好友和同时代的作家，梭罗深受爱默生超验主义影响，但他笔下的“自我”书写有了明显的走出自我中心并将自我存在具象化的特征。“与爱默生脱离具体存在去寻求宇宙心灵的做法不同，梭罗将其自我更牢固地置于时间与空间之中——置于世界的荒野之中”(3)梭罗将超验主义的目光投向了自然，在自然性具象生活体验中认知和感受精神与灵魂，并在自然中修复、还原被现代社会破坏了的主体道德。具象体验中，自然、肉体、他者都得以复活，“我”与“非我”的二元对立被打破。梭罗与爱默生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对肉体感官功能的重视。在《瓦尔登湖》(1846)中，梭罗描述了各种肉体感官与自然的互动，他与瓦尔登湖生态万物间的交流是通过视觉、触觉、声音和想象实现的。瓦尔登湖成了梭罗观察宇宙和自然的眼睛，湖边的树木成了他的眉毛，梭罗的肉体与自然合而为一(15)1这与爱默生“透明的眼球”明显不同。爱默生的宇宙观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的观察者，而在梭罗这里，人与物齐，物我两依。爱默生强调的“超灵”可谓统摄一切，先于物且高于物，自我灵魂之外的他者皆无本质性区别，可以漠然待之。而在梭罗这里，“不是抓住一只鸟关起来，而是把自己关在了鸟儿附近的笼子里”(15)1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皆有其灵魂与精神，不可亵渎轻忽，这就要求每个个体基于自然他者实现自我道德化。
24、肯定人的地位，彰显人的价值。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与万物平起平坐的一员，而是高于和优于万物的特殊存在。
25、既然要恢复西周“仁政德治、和谐相亲”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就不能施行暴政和动用刑罚，被统治者更不能“以暴易暴”、公然发起暴力反抗。因此，寄希望于“仁政德治”的儒家学派，不仅反对法制，也反对任何暴力革命，甚至包括“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汤武革命”，未免有些迂腐、僵化和反动。应该说，仁政并非一定要排斥暴力。因为暴力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的暴力能够使广大人民从残暴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正是“天下之至仁”。十分务实和现实的歧周政治家完全懂得这个道理。史籍记载说：“王(武王)问周公曰：‘天下以殷为天子，以周为诸侯，诸侯攻天子，胜之有道乎?’周公曰：‘攻礼者为贼，攻义者为残，失其民者为匹夫。王攻失民者也，何天子乎?’王曰：‘善!’”(《通鉴外记》卷三上)。可惜伯夷、叔齐和完全僵化的后世腐儒并不明白此理。倒是孟子大胆继承了周公的这一革命思想，遂有千古精辟之言：“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残贼之人”朱元璋皇帝痛恨孟子的这句革命理论。而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指斥武王伐纣是“以臣伐君、以暴易暴”，因此竟“不食周粟”、饿死首阳!这种僵化、片面和迂腐的怪诞思想行为，与世格格不入，丝毫不值得称道，但却深得同样片面主张“去兵”的孔夫子、韩愈等大儒的欣赏。曾一语剖判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那是颂错了。他还高度评价说：武王伐纣是“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四卷，第1495页)。
26、总之，儒学所具有的这些本质特性是十分宝贵的，是儒学的精髓所在。它们赋予了儒学长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引领和推动着儒学不断地为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27、 因为儒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所以它能够“因时达变、推陈出新”。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弃旧而图新，反对蹈常袭故、陈陈相因，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和儒学工作者为学与治世的共同追求。儒学产生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在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的自我更新与演进。先是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演进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后来又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儒释道三学并立与交融互鉴，演进为宋明时期的理学；随后又经过总结和吸取理学过于空疏的教训，演进为清朝时期的实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对传统儒学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弘扬和发展儒学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儒学工作者和一切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不断根据时代条件、历史使命和社会实践发展变化的需要，适时地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了儒学与不断前进的社会实践同在，与长流不息的文明之舟共进。
28、来源| 《文史哲》2018年第2期，第5-30页。
29、更可悲的是，孔子一心恢复“先王之政”的复古倒退思想行为，竟在长达两千年的后世儒家知识分子中，形成极其守旧、僵化的思想传统和方法，顽固地反对任何革新和创造，反对任何过去不曾有过的新事物，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大的不幸和悲剧所在!
30、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李贽否定了孔子，提出了“童心说”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顾炎武则进一步批判君主专制，提出“众治”，主张“经世致用”，注重实学；王夫之更是大胆地提出了“循天下之公，帝王独尊是君臣之道丧失的根源”的主张。
32、儒家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把教育看作发展人性的重要手段。因为人性基本上相同，所以所有人都应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即所谓“有教无类”。在这方面，孔子的主张与柏拉图有很大不同，因为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认为人生来是不平等的，只有少数精英分子才应获得好的教育。人的高度可塑性是儒家的基本看法，即认为通过教育和个人努力学习，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在道德和才能方面成为卓越的人。
33、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上个世纪那场运动，对中国经济、文明、文化的破坏性太强而令人惋惜和痛苦。但如果把观察的角度拉大一点，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这场运动却是有积极作用的。假如你穿越回秦灭六国那段时间，你感受到的痛苦极有可能比今天还严重——辉煌灿烂的文化和创造力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但今天再回头看这件事，你会发现没有那场运动消除不稳定，中华文明根本延续不到今天，所以你会感激秦始皇和那场运动。因此如果你做不到心平气和的看待上个世纪那场运动，只因你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够大。心若小，即使一粒微尘也会压得喘不过气来；心若大，泰山压顶也可泰然处之。也许有人说那场运动是今天中国人没信仰、没道德、没底线连婴儿奶粉和疫苗都敢造假的直接推手，没有那场运动中国人不会这么没底线。是！可是在你理解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宏观逻辑和过程之后，在你知道中华文明必须要经历一次纠偏才可能不灭亡的时候，假如是你处在当时的角色，你有代价更小、效果更好的办法吗？也许有人说我不关心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的事情，我只关心我自己过得好不好。我只提醒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一句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态度，我们子孙的生存环境就跟非洲一样。
34、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正视儒家理想社会的此岸性，虽然儒家也有形上与形下之分野，但它认为这两者又是可以贯通的。儒家试图寻求理想的落实，亦即“道”与“器”的贯通。孔子作为“圣人”，他无疑是理想人格的楷模；但他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毋宁说，孔子不过是儒家理想的一种人格化形式而已，于此不难看出儒家有关理想社会思想的特征之一斑。与此类似，马克思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的超验性质，例如说“自由王国”具有“彼岸”性，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其实，青年马克思就已经开始寻求“现有”与“应有”之间的“和解”。可以说，这是他终其一生的一个一以贯之的诉求。因此，在对未来社会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不仅在内容上存在契合之处，而且在运思方式上也有彼此相通的地方。
35、(14)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北京：东方出版社，20
36、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初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37、姬昌在押七年之后，出狱回到周部落，越发实行“仁德亲民”的政治作风，不断争取人心，积蓄力量，访贤求士，联络诸侯，准备共同抗暴。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岐周文化”就是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至此我们可以界定说：“岐周文化”乃是周人去豳迁岐之后到周公姬旦时期以“仁政德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
38、那么，实行礼制的中国夏商周时代，为什么不能像古希腊那样产生法制思想和司法审判制度，而要靠“道德礼让”解决争端?原因是中国地域远比古希腊辽阔，在交通、通信条件极差的分封制时代，国家机构比较简单，官员数量也很有限，还不存在秦汉以后覆盖全国的官僚行政、司法系统，官方也就无法及时掌握和追究处理人们的违法行为，况且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大国建立遍及全国的庞大司法行政系统也是不现实的;而小民收入微薄，也无力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所以，当时只有沿袭氏族时代的道德规范，提倡个人自我约束、安分守己和对人礼让的美德，以避免相互纷争;即便出现诉讼问题，也都根据传统礼法，召开氏族或氏族联盟大会，由氏族成员民主评议，做出裁决和惩处。可见，以道德代替法律在当时有其历史必然性。
39、强调“做”的原初性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共同取向，也是它们的基本姿态。这一原初基础，分别把它们引向了人本学立场。
40、历史是由民俗相亲的原始民主和仁政，走向残酷无情的君主专制和暴政的。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之后，不再出现这些笃仁重德、亲民至善的圣人。相反，孔孟在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到处充斥的都是不德不仁的残暴官员，弄得暴政迭起、战乱不断、道德沦丧、秩序大乱，亦即“礼乐崩坏”，这是当时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41、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42、“在中国具体化”或者说“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民族化”或“本土化”。而“民族”这个概念首先是文化学的。一般地说，“中国化”应包括时代化和民族化这样两个维度，但那时所针对的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因此更加强调并突出中国化的民族性含义，这是由其特定历史语境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身，以及对这种进程的反思，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类比、比附到会通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基于“异同之辨”，进而超越“同异之辨”，上升到实质性的融会贯通。作为结果的会通，乃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融合”，亦即创造性的“融合”。另外，“马克思主义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这意味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思能力和理论武器，来“反刍”并“消化”中国革命实践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而理论的相对滞后，造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反思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欠缺。
43、 关于儒学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蕴集的思想价值，中国国家主席先生在去年9月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已作了重要概述。他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同样，世界上其他各种历史文化中蕴含的各具特色的思想价值，也都应结合当今的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弘扬，使之共同为消除全球化、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为解决全球化、现代化带来的难题，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各国的共同发展，造福于人类的现在与未来而服务。
44、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两次运动对当时的文化和文明造成了破坏性打击，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之后不久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次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那场大运动。同样是破坏和打击当时的文化和文明，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用处却刚好相反，但都是为纠正中华文明发展的不平衡，都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转折点。秦始皇的目的是消除不稳定和战乱，建立和平、秩序和稳定，开启了中华文明2千年的辉煌灿烂。因为那个时期中华文明处于阳盛阴衰的状态——遥遥领先却极度不稳定。而上个世纪的那场运动，却是试图消除过度保守的思想和旧秩序，鼓励创新和创造，以便重新实现中华文明发展的阴阳平衡，因为这个时期中华文明处于阴盛阳衰的状态——极度落后却又极度稳定。
45、无论哪个时代，孝敬父母绝没有错。但儒家强调的“孝道文化”并非现代平等相处、尊老爱幼的伦理美德，也并非单纯的“孝敬父母”这么简单，而是父亲对子女一方的专制和奴役，子女一方要服从父亲的决定，父死还要守丧三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第一》);儒家认定“父恩厚、母恩薄”，故而子女孝父的程度必须大于孝母的程度;为父者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为子者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子相争皆是为子之错;罪莫大于不孝，为子者不孝必遭严惩，为父者不慈则无制裁。“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不可相视如朋辈，事事欲论曲直。若父兄言行之失，显然不可掩，子弟止可和言几谏。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当顺受，而不当辩”。(南宋·袁采《袁氏世范》卷上《父兄不可辩曲直》)显然，这种“孝道文化”乃是片面的、不平等的、不问是非曲直的专制伦理制度，它大大树立了父亲在家庭的专制和奴役地位。我们今天要肯定和提倡这种极不健康、极为专制的封建“孝道文化”吗?
46、在针对这几位作家的“自我”书写研究中，批评家们大都看到两个相悖的向度：一是个人意识与上帝和神性的呼应；二是个人无意识受自然欲望和社会需求的驱动(②)。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使研究者们不自觉地将自我与肉体、自然、社会等他者置于二元对立的关系当中。已有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视角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局限。将美国经典文学中的“自我”书写与中国儒家“人学”思想并置研究或可揭示出一种全新景象。二者具有合理的可对比性：儒家思想对中国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美国文艺复兴对美国的重要性亦是不容置疑的(4)3此外，两者都探讨人的存在这一文学和哲学共有的核心问题，同时都对各自民族意识的塑造起到根本性和持久性的作用。本文认为19世纪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既推进了美国个人主义传统，又反思了个人主义的危机，与21世纪的美国哲学家安乐哲遥相呼应，后者希冀通过儒家角色伦理学探索西方个人主义的出路。三位作家的“自我”观念从抽象神性到具象自然，再到具象群体的转向，与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成人观”(humanbecoming)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和现实角色的关注有着共通之处。探讨这一共通之处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文艺复兴运动，揭示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也有助于走出当下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给世界和社会造成的困境。为此目的，本文拟将美国文艺复兴三杰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中的主体思想进行比较考察和研究，以获得匡正当下在全球泛滥的个人主义的启迪。
47、不是说西方文化都好得不得了，但其中确有很多东西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和大胆接受。我们不必害怕外来文化淹没了民族文化。一个民族文化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人数是否足够多和足够强大。一个人口众多而又强大的民族，其文化是绝不可能被消灭的。日本大胆地吸收西方文化，它的本民族文化也没有消失，何况有几千年文明史和十几亿人口的中国!
48、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49、李雪聪同学《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一文将儒家文献的分析与丰富的乐理知识相结合，内容详实，十分具有创新性。
50、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
51、谭水清，《天人合一——中国古代传统音乐思想文化的中轴》，《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04卷，14-16页
52、远古时候，人口是短缺的资源，唯有大仁大德之君才能招徕四方之民，使人心归上下和谐。古公亶父迁徙之时，“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徙之如归市”(《毛诗故训传》)。可见，豳地人民全是冲着古公亶父是一个“仁人之君”，才不惜跋山涉水，扶老携幼，乐于跟随迁徙的，因而很快使周部落人口比居豳时更多，周人由此开始强大，百余年后竟能实现“翦商”大业。这是累世修德施仁的政治实践带来的大政治效益，“以德服人”也就成为周部落领导集团成功、基本的政治经验。难怪后来的儒家第一经典——《大学》，开篇就高度概括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53、(5)Foucault,M.,TheHermeneuticsoftheSubject:LecturesattheCollègedeFrance1981-1982,ArnoldI.Davidson(ed.), GrahamBurchell(trans.),NewYork:Picador,200
54、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55、美国脱离英国成为政治上的独立国家之后，思想界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塑造在文化意义上独立于大英帝国的美利坚民族，以及独立于欧洲传统的美国主体和身份意识。19世纪20到50年代，美国超验主义思想运动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应运而生，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后来被马西森称为“美国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1)i。马西森认为爱默生、梭罗、惠特曼、霍桑和梅尔维尔是这一运动的核心作家。虽然他对新英格兰白人男性作家的偏重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批评，但马西森所论五位作家的地位并没有受到颠覆性的挑战，他们依然是美国文学和主体塑造的奠基性人物。爱默生超验主义是当时的基础性思想：“梭罗是基于其上的，惠特曼是对其的延伸；霍桑和梅尔维尔都被迫与其哲学思想抗争”(2)xii。类似的观察也符合五位作家的“自我”书写与主体思想(①)。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是肯定性的，因为他们都强调“自我”的神性、意识和精神维度，肯定个体的独立价值和意义；霍桑、梅尔维尔、坡的“自我”书写则是否定性的，因为他们侧重“自我”的无意识心理、社会构建和意识形态维度，质疑个体意识的独立存在(3)可以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和超验主义主体观更深入地植根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之中。他们的思想既有历时性的承继关系，又有共时性的对话关系，是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塑造的基础性力量，就其思想的影响力而言，三位作家是当之无愧的美国文艺复兴三杰。
56、文明靠什么发展？基础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
57、宋明时期是儒家思想的新发展阶段，形成了新儒教。
58、个人主义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但是这种以抽象本质而非具体实践为个人定性的传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问题，即怀特海所谓“错置具体性谬误”(fallacyofmisplacedconcreteness)——把抽象、形而上的理念误认为实在、具体的存在(6)这种谬误的代价首先是抽象与具象之间的脱节，形而上原则、真理被置于首要地位，而人的具体生活经验价值被消解。这也是爱默生思想备受质疑的地方。其次，从社会政治角度讲，在其二元对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中，自我通常被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白人男性所界定，并与各种他者——他人、自然、社会、女性、同性恋、被殖民者等处于对立冲突之中。简言之，自我为他者立法，替他者发声，他者被淹没在自我的凝视之中。问题还不仅仅在于他者的湮没，因为，处于中心的自我也因他者的缺失而陷入唯我主义的陷阱，恰如那神一般的亚哈，极端自我的后果就是葬身大海。此外，抽象虚幻的超验真理无法提供指导现实行动的伦理原则，而只能提供基于“直觉”的抽象伦理原则，因而往往导致虚无主义的产生。恰如麦金太尔所言：“各种道德虚构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它们都旨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客观的、非个人性的标准，但它们无一成功，而且，就因为这个缘故，在其可疑的意义与实际的使用之间必然出现脱节”(7)对个人主义的一味追逐对二元对立中的自我与他者而言都是陷阱，这的确是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弊端，在美国文艺复兴作家的思想中都有体现，如爱默生对抽象“善”的宣扬以及对现实“恶”的无视等。
59、“互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建构过程，是一种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从文化的深层背景看，这个过程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改变的可能性，意味着两者的深度融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实现，也是这种会通的确证。
60、(2)Matthiessen,F.O.,AmericanRenaissance:ArtandExpressionintheAgeofEmersonandWhitma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
61、今天，六尺巷里给大家带了由人民日报精心整理的100句儒家经典名言中的前6句，流传千古，百世不衰。如：
62、不过，尧、舜、禹、汤虽然也是儒家“祖述”的对象和思想来源，但由于他们的年代太过久远，流传下来的事迹不多，因而只是儒家学说产生的远源;只有孔孟本朝的先圣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时代创造的岐周政治文化、礼仪制度，才是儒家学说直接、亲切、主要的研究对象和思想源头。儒家要恢复的就是岐周时代农村公社农夫与贵族和谐相处的社会，即“礼制”的社会。礼是农村公社时代的制度、风俗(虽然经过周公等人改造)，直至春秋后期，先民在公社中的民主地位尚未完全丧失，村社互助礼让的生活风俗仍然依稀尚存，不然，孔子何以还能“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
63、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64、如果说儒家的三纲是等级制度，但是等级制度并无大错，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等级制度，都不可能人人平等。人的能力有大小怎能平等，关健是带领我们的领导者必须是人民的好公仆。以民为本，为民谋福利，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就是和平盛世。有着这样贤明的君君臣臣，乃是万民之福。
65、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说，儒家的“诚”，也就是实存与本质的统即事物之本真性的开显。实存乃是本质的敞显，而非遮蔽。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异化的历史的扬弃，亦即达成人的实存与人的本质的内在统意味着意识形态被人的历史实践所彻底解构，人的存在因此重新获得其本真性，这也就是人性的彰显，即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复归”，而这正是回到儒家所谓的“诚”的一种历史性的努力。
66、第三届复旦大学中学生暑期哲学课堂一等奖论文获得者
67、所以今天的中国不需要更不应该过度重视儒家思想和情商，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它在中国的地位太高，处于统治地位，导致中国社会无法包容其它思想和异见/异类人士，阴阳不平衡失去创新力和创造力。
68、儒家的“大同”理想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尽管大同理想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而共产主义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而确立起来的对人类未来的科学筹划，它们在性质上有其不可抹杀的差别。但是，它们都包含着对理想社会的诉求，而且在理想社会的原型上具有同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