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诗歌
1、龚自珍的诗歌名句
(1)、释义：沉舟侧畔，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逢春。今日听你高歌一曲，暂借杯酒振作精神。
(2)、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定格对于清诗研究产生直接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被“经典化”的龚诗扩大了清诗研究的气象与格局，因为对于龚自珍诗歌的研究可以摆脱门户之见、唐宋诗之争等常规问题。当然其“经典化”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同时期诗人，嘉道诗坛研究比较其前、其后时期诗坛的研究即明显冷清，其实嘉道诗家作有大量面向社会现实、反映时代脉动的诗作，所涉广度与深度绝非龚氏一家所能替代。
(3)、满怀离愁而对夕阳西下，鸣鞭东指从此浪迹天涯。凋落的花朵仍然有情有意，化作春泥培育出新的鲜花 。
(4)、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
(5)、具风格的大作品应当包括这三重内容，整整一年，我就是根据这种认识来创作的，后也是按照这种认识来挑选作品的：首先是多样化的结构，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不仅字体上有正草篆隶，幅式上有大小横竖，而且风格各异，浑厚、豪放、端庄、奇肆兼而有之；其次有主次之分，在各种表现形式中特别强调形式构成类的作品，因为它能反映我的工夫和追求；后是一以贯之的气质，让厚重与博大成为所有作品共同的基调。
(6)、落红: 落花。花朵以红色者为尊贵，因此落花又称为落红。
(7)、所限定的定庵诗歌重点方向集中于现实主义一面，贴合二十世纪中叶的学术新传统，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下，以人民性、阶级性、爱国主义等作为价值导向。
(8)、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暮雨忽来鸿雁杳，莽关山、一派秋声里。催客去，去如水。
(9)、以后，我告别文史研究，回到书法创作，大力提倡民间书法，强调变法创新，结果受到种种批评指责，苦恼的时候还是龚自珍的诗文给我不少力量。他的《纵难送曹生》说：“求三代之语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适野无d，入城无相，津无导，朝无语……其志力之横以孤也。”“横以孤”三字真好！我将它刻了枚闲章，表示不怕孤独，耐得寂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并且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所写文章也曾截取龚自珍诗“一世人乐为乡愿，误指中行为狂狷”的下句作为标题。
(10)、在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正直的人往往是孤独的。那些敢于直言皇帝的过失，敢于为民请命的人，往往受到君王的冷落、群臣的排挤，龚自珍也是如此，因为看不惯朝廷里那些“泥胎”、“人草稿”一样的碌碌无为之辈，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使得诗人成为那些人眼中的一个不合群、不合时宜的另类，更由于诗人对那一批人的辛辣讽刺，使自身树敌多多，从而饱受打击。这种境遇可以在《乞籴保阳》四首其一里看出来，诗写道：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今年夺俸钱，造物簸巧。相彼蚴蟉梅，风雪压攲倒。
(11)、因而，从实证上确立龚自珍与性灵派的关系实无的把握和依据，在定庵推崇的“三别好”诗人中，杭郡诗坛先辈宋大樽留下诗话著作《茗香诗论》，《茗香诗论》的起点虽是补救王士禛的神韵诗学，但就其内容看明显接近“格调说”，与袁枚一派“性灵说”争锋相对，所以龚自珍与格调派并非没有联系，实则在嘉道年间复古主义诗潮下，潘德舆、张际亮等扎实耕耘京城诗界的人物，均似传承沈德潜衣钵而对随园明言反对，结合龚自珍履历来说也不能忽视京城诗坛的影响。另外，亦有将龚自珍列为“浙派”、“经世派”等说法，在诗歌流派的视角下都难言妥帖。于是产生其他的处理方式，如马亚中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中将之视为“不立门户的无派诗家”，刘世南在《清诗流派史》中径将龚自珍其名单列一章与其他诗派并列。综之，文献上的残缺、文体上的弱势、评点上的争议、定位上的困难，构成了龚自珍诗歌一个原初的面貌，但其实，既然逻辑上有诸多因果关系的捉摸不定，问题也能轻易导向另一个较为有利和可控的说法，便是突出的个性，此处尚且是从诗歌外部言之，当然龚自珍诗歌本体也确实有其突出的个性，无需赘言。两相结合，给后世的阐释开启了方便之门，换句话说，当文学史指向由实转虚以后，文学史定位反而由隐转显，即把解构的功夫变换为建构的功夫。
(12)、我奉劝天帝能重新du振作精神，不要拘守一定规格降下更多的人才。(赏析)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
(13)、“清一代诗，综言之，凡三世……道咸之间，此事稍稍衰歇矣。独定庵龚氏，璀璨环玮，沈雄绵丽，实为一时之杰。”
(14)、《龚自珍全集》开门见山的第一首诗就是：“一天幽怨欲谁谙，词客如云气正酣。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剑气与箫心相对，成为龚自珍诗中两个有代表性的意象，是他人生状况和诗文精神的高度概括。
(15)、(译文)只有狂雷炸响般的巨大力量才能使中国大地发出勃勃生机，然而社会政局毫无生气终究是一种悲哀。我奉劝上天要重新振作精神，不要拘泥一定规格以降下更多的人才。
(16)、《己亥杂诗》是清代诗人龚自珍(1792-1841)创作的一组诗集。本诗是一组自叙诗，写了平生出处、著述、交游等，题材极为广泛，其中第125首《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被中国中小学语文课本五年级上册(部编本)，五年级下册(沪教版)收录，以及五年级下册(北师大版)收录，七年级下册(2017版)还有一首《己亥杂诗·浩荡离愁白日斜》。龚自珍所作诗文，提倡“更法”“改革”，批评清王朝的腐败，洋溢着爱国热情。
(17)、这组诗作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这一年作者48岁，因厌恶仕途，辞官离京返杭，后因迎接眷属，又往返一次，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于是诞生了《己亥杂诗》。
(18)、李白是一位狂人，写过很多有气势，同时很张狂的诗，譬如《侠客行》《南陵别儿童入京》《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等名篇，那都是写得很狂，同时也是气势磅礴，写得霸气；像其中的名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等为后人津津乐道，不仅写出了新意，同时也体现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
(19)、这本书一共有63件作品，我把它们看作一件大作品。大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系列的，二是具风格的——何谓风格，众说纷纭，我有我的理解。
(20)、1940年出版的《龚定盦研究》是第一部龚自珍研究专书，作者朱杰勤有言：“(定盦之诗)，在清人中颇堪独霸，而讲文学史者鲜有称之。”又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表示对龚自珍文学三端持平看待：
2、龚自珍的诗歌有哪些
(1)、春住！春住！黦了人家庭宇。——龚自珍《如梦令·紫黯红愁无绪》
(2)、全诗层次清zhi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观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
(3)、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4)、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忆秦娥》中呤出：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元曲中如曾瑞《感怀》：溪边倦客停兰棹，楼上何人品玉箫？哀声怨满江皋，声渐悄，遣我闷无聊。在这些诗词里，伤别、幽怨之情总是与“箫”相随而来。听箫而幽怨，幽怨则又借箫而抒怀。
(5)、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二百二十》
(6)、龚自珍诗歌之评论，性灵与艺术、思想与时代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两大方向。1949年以前的相关接受史文献，仍以就性灵与艺术言之者居多，观点也较明确。而就思想与时代言之者，因为龚自珍散文深刻影响到身后的维新派，那么龚自珍对于晚近思想界的影响，诗歌在其中发挥多少作用，则又缺乏足够的论证。情况在民国后期有所改观，如朱杰勤《龚定盦研究》对龚诗的解读从天才之作、血性人物之言、爱国者之音三方面展开，兼及龚氏之维新思想，已做到两个方向兼顾。1950年代龚自珍诗歌“经典化”定格以后，对龚诗的解读全面代入思想性分析，由此阐释其诗的“近代”意义，亦未尝忽视龚诗性灵与艺术的一面，如季镇淮说：
(7)、近来年纪大了，回顾学书历程，以前只觉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在每念及此，就会连带着它的前面两句“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在感叹“不知老之将至”的时候，又会跳出一首《己亥杂诗》：“九流触手绪纵横，极动当筵炳烛情。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感到一种紧迫，想接下来的时光要倍加珍惜，专心致志地研究书法。2018年出版《书法的形式构成》一书时，为表达这样的心情，写了这首诗，并把它放在第一页上。
(8)、毗陵十客献清文，五百狻猊屡送君。从此周郎闭门卧，落花三月断知闻。
(9)、但是，诗与文的文体分野客观存在，自然具有分体文学史的脉络和批评视角，对于龚自珍接受的文学与学术批评话语，诗与文的区分始终是一个简单却易被忽略的细节，且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的例子在于对诗文截然不同的态度，如谭献在责难定庵诗歌的同时，又高度评价其文“为本朝别集第亦唐以来别集第一”；梁启超在确认定庵文章的学术史位置同时，又直指其诗“号称新体，则粗犷浅薄”。隐性的例子在于论说语境实质上不曾包括诗歌，如章太炎在《说林(下)》中痛诋“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耶？”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说“龚氏之文自矜立异，语羞雷同，文气佶聱，不可卒读，或语求艰深，旨意转晦，此特玉川、彭原之流耳。”章、刘作为清末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文学”观念以文章、学术为根底，所以诗歌完全处在边缘位置。一旦分割学术史上的龚自珍与诗歌史上的龚自珍，定庵诗歌的近代意义也会陷入论证困境。单就近代诗歌史来说，“宋诗运动”与“诗界革命”是两股主要的诗歌潮流。龚自珍与“宋诗派”程恩泽、何绍基有所来往，何绍基肯定定庵诗歌“为近代别开生面”，但即便加之龚自珍的论诗话语包括对若干宋代诗家的推重等条件，由此认定龚自珍影响“宋诗运动”仍难有说服力。龚自珍对“诗界革命”的影响表面看来逻辑尚可打通，因为龚自珍对“诗界革命”代表人物——黄遵宪的影响是明确的，黄遵宪《不忍池晚游诗》、《樱花歌》、《海行杂感》等作濡染定庵诗歌痕迹明显，更曾作有步武《己亥杂诗》的同题之诗。但黄遵宪学龚的方向与“诗界革命”的理论方向从诗歌角度看实非同一层面的话题，由此认定龚自珍影响“诗界革命”亦是难有说服力。如要强行牵扯思想史的“改良”、“启蒙”等角度，问题终会导向暧昧不明，因而逻辑的对于龚诗近代影响之分析，恐怕“革命”一词比“诗界”一词更具阐释空间。
(10)、龚自珍在整个清朝应当说也是大名鼎鼎，并且他的很多作品也是极为优美，譬如他的这首《漫感》，那同样是一首难得的佳作，而且整首诗写得极为抒情，同时也很是张狂，在这一点上他与唐朝的李白又有几分相似，为此他的作品中，我们也是能够看到他比较张狂的一面，不过很显然，他的这种狂气，有的时候还是一种无奈的叹息，毕竟现实中的诗人内心也是极为伤感，也无比的悲痛。
(11)、“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
(12)、“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在艺术上而又能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这就是龚诗的不可多得之处”。
(13)、来岁长安春事早，劝杏花、断莫相思死。——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14)、把龚自珍置入清代诗人序列，判断龚自珍的流派归属及其在清诗流变中的位置，对定庵诗歌的“经典化”无疑是有关键意义的，它代表着有意识的树立，相关讨论从清民之际开始逐步展开，陈衍《石遗室诗话》是其中典型。陈衍说：“嗣后樊榭、定盦，浙派中又分两途矣。”又说：“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略别两派：一派为清苍幽峭……其一派生涩奥衍……其樊榭、定盦两派，樊榭幽秀，本在太初之前；定盦瑰奇，不落子尹之后。然一则喜用冷僻故实而出笔不广，近人惟写经斋、渐西村舍近焉；一则丽而不质，谐而不涩，才多意广者，人境庐、樊山、琴志诸君，时乐为之。”以地域命名诗派的方式把定庵诗歌划归“浙派”，另外勾勒出龚自珍与黄遵宪、樊增祥、易顺鼎的诗学线索，在这样的语境下，定庵已然跻身于道光以降清诗史上名家之列。“浙派”与“宋调”的复合是清诗史中常见论点，龚自珍对宋诗的接受实为有迹可循，可以帮助解释南社内部一个初看下来矛盾的问题——南社“唐宋诗之争”的两方，无论宗唐一派的代表柳亚子，还是宗宋一派的代表姚鹓雏以及与柳亚子大打笔仗的朱鹓雏等，他们都对龚诗赞誉有加。实则两方的思考角度行于殊途，如果说柳亚子论及龚诗所说的“三百年来第，飞仙剑客古无俦”，仍是传达龚之思想、性情、浪漫主义、革命精神所带来之震撼，那么姚鹓雏对龚诗的欣赏则体现着较为精细的诗学构思。姚鹓雏1918年所作《宋诗讲习记》明显受到《石遗室诗话》影响，认可宗宋的“同光体”，其中他也提到：
(15)、其实在“道光中衰”时期，无论反映漕、盐、河三大政，反映各地频发的旱涝灾害以及反映民生疾苦等各类题材的现实主义诗歌作品已属常见，至如鸦片战争期间“诗史”之咏在龚自珍的诗笔下也不见反馈。而在“反封建”意义上，舒位、王昙乃至袁枚的诗歌中都有体现，故而这里论证的龚自珍作为近代诗歌史的“先驱”云云，严格来说不能成立。但龚自珍毕竟是一位被历史书写选中的人物，其诗歌的“经典化”定格终究不是源自学理化的层层辨析。往后，龚自珍以中国诗坛的“但丁”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书写中亦非难以索解之事。
(16)、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是自己逃出了令人窒息的樊笼，可以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愁绪就和回归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斜晖，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
(17)、第风格是一种多样化的结构。风格的多样化取决于人的本质。佛教讲“无我”，强调“无常”，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非独立的实在自体，都是受时空条件的制约而变动不居的，都是各种因缘的暂时组合，这种无常的观点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结构。人也如此，具体表现在生理上，人是大脑、躯体、四肢、五脏的组合，归根到底是各种细胞的组合，这种组合由于新陈代谢的作用，无时不刻不在死亡与新生的更替之中。从精神上说，人是各种信息的组合，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各样信息千变万化，纷至沓来，被人接受之后，所形成的自我意识也不断地吐故纳新，推陈出新。
(18)、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盦(一作定庵) 。汉族，浙江临安(今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
(19)、第龚自珍胸怀大志，然而人微言轻，面对国事蜩螗，他只能愤激时“狂来说剑”，无奈时“怨去吹箫”，剑与箫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比如《忏心》说：“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又如《秋心》说：“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20)、无疑，当代学界对龚自珍诗歌的把握更加全面、深刻。
3、龚自珍的诗歌艺术特点
(1)、 (本文为《剑气箫心——沃兴华书龚自珍诗选》前言，该书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赏析)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人外无诗，诗外无人”( 《书汤海秋诗集
(3)、姚鹓雏的龚诗接受具有反思、建构的双重价值——他的反思对于群体学龚是冷静的“降温”，如他所言：
(4)、诗的重要内容：对人民痛苦的同情，社会剧变即将到来的预感与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的彷徨、苦闷(如“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的第第第五等首)。深厚的亲子之爱(如“小病寄家书”、“为儿谣”)。寄托、隐蔽的表现手法与生涩而有力的语言。
(5)、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6)、木叶怨，罢论起。——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7)、
(8)、释义：不向往远古的制度，不效法过去常用的方法。
(9)、后两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直抒胸臆。诗人在《己亥杂诗》中曾有“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的愤慨，正可作这两句的注脚。立志革新的诗人，本想以“剑”与“箫”这一武一文来实现改革社会的愿望，而今写了一些满纸幽恨的词章，丝毫无助于补偏救弊，岂不是徒具狂名！后这两句写得很狂，同时又有着一种淡淡忧伤。
(10)、《乞伞保阳》四首写于道光十八年。当时诗人在北京任礼部主客司主事，无故被夺去俸钱。其中的原因，没有详细记载，但在封建社会里，倾轧排挤、d同伐异是司空见惯的事，加上龚自珍不满于现实，“口不择言，动与世迕”，可以想到诗人诗人遭受当权派的打击是必然的。尽管龚自珍奋斗了一生，但他的雄心壮志，和革新现实理想，在当时却找不到同情的反响，更没有实现的可能。所以，在前进的道路上，作者常常感到孤独和压抑。而诗人笔下的“箫”，则正是对内心世界孤独和压抑的倾述。
(11)、第一二句“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作者直抒胸臆写到了自己远大的人生理想，还有骨子里的那份忧愁之感，”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从军之后依旧还是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骨子里也依旧还是会有忧愁之感，这也着实是令人悲痛不已，面对这样的一种人生怎么能不让人悲伤？一个人在这偏远的地方，只能是望着东南方向深默，然后去写一两首抒情的诗，以此来表达内心的不满。
(12)、回家途中偶然遇到陌生的奏瑟的佳人询问，就说是为了你这样的佳人归来。
(13)、“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唐大家若李、杜、韩及昌谷、玉溪；及宋、元，眉山、涪陵、遗山，当代吴娄东，皆诗与人为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
(14)、第三四句是经典，也是此诗令人心酸的两句，表面看上去很张狂，但很显然诗人内心是无比的悲痛，”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这一生写诗和仗剑天涯，也是我大的愿望，现在十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可是辜负了我这狂人，也失去了有限的青春。后这两句更是直抒胸臆，表达出了内心那份悲痛之感，也令这首诗显得更加的深沉。
(15)、龚自珍一生中提出的许多有积极意义的建议未能被朝廷采纳，甚至根本就没有引起清政府的注意。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年三年，它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
(16)、其民国时期各种名目的“中国文学史”也有部分涉及龚氏诗者，如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1925年)、郑振铎《文学大纲》(1927年)、李维《诗史》(1928年)、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1931年)、刘麟生《中国文学史》(1932年)、龙沐勋《中国韵文史》(1934年)、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年)等，大体上也都没有拔高和凸显龚自珍诗在清诗史中的位置，只有胡怀琛所说“清末的诗是从龚自珍起，开始变化”较为例外，考虑到胡怀琛的南社经历及南社的学龚风气，有此论断不足为奇。这里，还需注意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始为1930年代的一篇演讲稿)，文中提到道咸之世“诗人之卓然名家者，如龚自珍、魏源、陈沆、程恩泽、邓显鹤、祁寯藻、何绍基、曾国藩、郑珍、莫友芝、江湜诸家”，同样没有给龚诗以超轶诸家的评说，相反，他认为诸家“学擅专门，诗本余事”，又指出直接影响于同光诗坛者，以程恩泽、郑珍、江湜、陈沆为著。素以治清诗著称的历史学家邓之诚论及“道光之复古”时，则认为“道光时，咏叹之作，多摹少陵五言，竞尚选体，诗事复盛，潘德舆、张际亮其著者。旁枝有龚自珍，恣奇好怪，多为涩语。”以“旁枝”定位，可见立场。该说法见于《中华二千年史》的明清部分，撰写时间已至1950年代。
(17)、但是，诗人的这些警示和主张，并未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在那个时代，龚自珍的这些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也注定要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和传统势力的冷遇、打击。这在作品中典型表现是《秋心三首》其一：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18)、由于龚自珍思想比较复杂，其诗词中“箫”的意蕴也不可一概而论。除了上面说的这些，还有很多理解，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但是，总体上的基调是固定的，那就是一种哀婉、压抑的情绪。李白等人那些早已有体现，只是将矛盾在诗词中写得如此强烈和形象化，则很多人都不及他了。
(19)、历史上让我感动的好诗很多，陶潜、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都可以选，我偏选龚自珍，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对我一生影响极大。
(20)、显然，他注意到了“文学史”中有关定庵诗歌书写的问题，结论便是民国时期的文学史著不够看重龚自珍诗，这让已经广为流传的龚自珍诗在“经典化”问题上成色不足。其中包含两个方面意思：其在多数情况下，各种名目的“中国文学史”没有涉及龚诗，如王梦曾《中国文学史》(1914年)、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年)、张之纯《中国文学史》(1915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18年)、刘毓盘《中国文学史》(1924年)、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1926年)、张宗祥《清代文学》(1930年)、卢前《近代中国文学讲话》(1930年)、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1932年)、康璧城《中国文学史大纲》(1933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1935年)等。当然，内中自有限于编写情况，未曾触及清诗或近代诗者，但也常有一些在论述清诗之时直接跳过龚自珍的现象，兹举一例：卢前理解的“诗歌革命之先声”，与龚自珍无关，而诗歌演进的转变时间则要落到同治、光绪年间，并非道光年间。在《近代中国文学讲话》中，他说：
4、龚自珍的诗歌成就
(1)、《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唐代：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千头万木春。
(2)、华年心绪从头理，也何聊、看潮走马，广陵吴市。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来岁长安春事早，劝杏花、断莫相思死。木叶怨，罢论起。
(3)、初读到《己亥杂诗》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在富幻想的年龄阶段，到处看到这首诗，反复诵读，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自我期许。但当时实在无书可读，便埋头写字画图，书法作品参加了上海市展览，赴日本展出，我因此还被借调到上海书画出版社担任编辑。
(4)、《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前后修订清晰表现出龚自珍诗在“经典化”意义上的质变。我们以为，龚自珍诗的“经典化”定格正是以1957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中的教学设计为标志，换言之，龚诗“经典化”经过文学史“主旋律”的规划一举确立，龚自珍“爱国诗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等形象在其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校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同学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清及近代部分)中不断强化，事实上当其被安排在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历史拐点”上时，关于龚自珍近代史书写、文学史书写，包括思想史书写，也就实现高度的统如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所说的：“龚自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学史上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形势所决定的，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57年作为时间标记，牵系着近代文学学科发生的问题，因为此前不久，李何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1954年)、舒芜《开展自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文学史的研究》(1956年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傅璇琮《对“鸦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一文的商榷及其他》(1956年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几篇标志性的文章实现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意义的讨论，相关的文学史书写随之起步。傅文指出：“在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魏源、朱琦等人为代表的进步诗人……”作为“开明地主阶级”的代表，龚自珍文学的“经典化”意义便轻易地与“近代”形成关联。文献角度亦有呼应，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龚自珍全集》(王佩铮校)是完备的龚集版本，也是现代学术史中具有广泛影响的清人别集整理本。而在龚自珍文学三端中，诗歌的权重呈现超越散文之势，内中又颇有偶然性的意味。1957年第161期《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梅英超《鸦片战争时期的进步诗人龚自珍》一文，该文的初衷固然是积极响应此前一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中舒芜、傅璇琮关于近代文学史的讨论，试图联系具体作家作品分析，但如选题所示，龚自珍诗歌受到特别的关注，文中明确指出：
(5)、释义：不向往远古的制度，不效法过去常用的方法。《论诗》清代：赵翼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6)、离别京都的愁思浩如水波向着日落西斜的远处延伸，马鞭向东一挥，感觉就是人在天涯一般。
(7)、关键词：龚自珍清诗近代诗歌经典化民国文学史著
(8)、龚自珍的诗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个性鲜明，尤其是晚上的作品《己亥杂诗》，这是一组诗，一共是有三百一十五首，当时诗人由京城回到故乡，于是一路上他写下了很多的诗，据说每写完一首，便把纸条扔进口袋里，久而久之，便是写下了这三百多首诗。而在这三百多首诗中，其中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名篇，特别是这首其中的第二百二十首，更是脍炙人口，其中有两句也是经典名句。
(9)、蜀冈一老抱哀弦，阅尽词场意惘然。绝似琵琶天宝后，江南重遇李龟年。
(10)、总之，人的本质无论生理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结构，因此“字如其人”的风格也绝非凝固的，不可能只有一种形式，必然是多样化的结构，例如五代杨凝式的作品虽仅存《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和《卢鸿草堂十志图跋》，但风格件件不同。明代祝允明的书风变化多端，被称为“无一同者”。
(11)、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现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诗中选用“九州”、“风雷”、“万马”、“天公”这样的具有壮伟特征的主观意象，寓意深刻，气势磅礴。
(12)、毋庸置疑，维新派是定庵诗歌接受的第一拨主力军，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诗中颇多对于龚自珍诗句的化用，亦有人言“当世爱读定庵之诗者众，单辞片语，无不流传人口”，“甲午、庚子前后，凡号称新d，案头莫不有《龚定庵诗集》，作者亦竞效其体”，表现为从量变上推动定庵诗歌的“经典化”，而像“定公四纪开新派，赢得时贤善继声”一般带有诗歌史演进自觉和反思的表述十分罕见。补充说明的是，该句出自丘炜萲《题龚定盦诗集后》一诗，据其诗集当系于庚戌年(1910)，已然转到二十世纪以后。在十九世纪，就接受来看，龚自珍的诗文权重无疑以文章占据较大优势，其后，尤其在清民鼎革前后，龚自珍诗文接受的重心开始出现向诗歌一方挪移的趋向。作为当时具有号召力的流派和社团，国粹派和南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两者的源流关系也常得到史家论证，大致他们又都属于近代史中的“革命派”。国粹派代表人物邓实是龚自珍别集整理的一大功臣，龚自珍之子龚橙编录，邓实校刊的“风雨楼本”《龚定盦别集诗词定本》，增刊文42篇，诗91首，词16阕，是龚集刊刻史上的又一重大发展，时为宣统二年(1910)，也是南社崛起的时期。作为文学社团的南社，在近代小说、诗词领域影响广泛，聚焦南社，龚自珍的接受侧重诗词。南社社员构成近代以来龚自珍诗接受的第二拨主力军，较重要者有柳亚子、高旭、黄人、姚鹓雏、苏曼殊、庞树柏等，他们“学龚”集中于清末民初之时。如果说十九世纪末的维新变法时期对于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而言只是原始的萌芽阶段，那么到民国初年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可说已孕育出雏形。正如前文所言，“经典化”需要读者的广泛接受，南社之于定庵诗歌即在该层面提供一次强力的推进，这种推进不单指向受众数量，也包括接受形式的多样化。南社学龚，大量挦撦龚句，除去“化用”，又多兼以集句、联句、追和等方式，其基础是社员对龚诗的广泛吟诵乃至背诵，方廷楷所谓“近日海内诗学，以龚定庵为大宗”实也就南社而言之。
(13)、在今日，龚自珍(1792—18号定庵，浙江仁和人)诗歌作为清诗经典似乎并无多少疑议，不应忽视的是，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历程实则充满着历史的偶然性，它既与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同步发生，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近代文学史建构下的一隅产物。文学史自有吊诡的一面，有清一代，难以数计的诗人奋力经营个人别集，终只是制造历史的“故纸”遭致遗忘。当下所见龚自珍诗却非全璧，只有《破戒草》《破戒草之余》《己亥杂诗》等诗集是完整流传的，包括其在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七年(1827)以及道光十九年(1839)诗作，再加陆续所辑补者，共计六百余首。这六百余首诗歌整体贴上“经典”标签，就龚自珍在诗歌史系谱中的单线积累来看完全可说无力成就，另需依靠诗文共鸣及其学术思想的加持，内中的“近代”意义应当深思。抽绎龚自珍诗歌价值被发掘乃至被发扬的线索，作为龚自珍接受研究的客观组成，是妥善阐释一种文学史观念形成原因的个案，有助于丰富对文学史写作策略的认知。
(14)、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龚自珍《咏史》
(15)、“箫”这种象征意义，主要是由箫这一乐器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箫”这种乐器不适合正式的宫廷演奏，而常用于夜深人静时独自吹奏，而且由于箫便于随身携带，不似琴、筝那样笨重，因此它便与放浪形骸、追求自由的江湖侠士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点表现在文人身上，就是退隐江湖，不问世事。这与剑代表的战斗力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两者同时集于龚自珍身上，就形成了巨大的思想矛盾。一方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读书的基本道德标准，在这种思想基础上，龚自珍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他无法压制自己对国计民生的关切之情，正如他所说“何物千年怒若潮”，这是它思想中主导地位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像陶渊明等人一样，有归隐田园，不问世事的思想，他有时也渴望过一种无拘无束、乐天安命的生活。这在下面几首作品中可以看出来：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聚今朝。(《已亥杂诗》)这里写自己青少年时代抱负不凡，具有改革社会和拯救祖国危亡的壮志雄心，也与哀怨情深，而今两者都一齐消失了。面对江淮间严冬苍凉的景色，诗人感慨多端，写下了这首诗。从这里看出，诗人从小心中就有一种放任江湖的生活理想，但由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在读书人心中根深蒂固，再面对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又使诗人无法做到清虚。
(16)、龚自珍研究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一面镜子，定庵接受史所反馈者，正是近代文学特殊之处。近代之于文学是文体调整和古今文学观念转型的时期，龚自珍诗的近代接受及其与思想史书写的离合，再及“经典化”生成，深层内涵正是传达内中文体的互动、认知和升降。晚清对于龚自珍诗接受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基础作用的文献流传，促成龚自珍诗在一定范围内的流行，主力是今日所言的“维新派”和“革命派”，而像当时诗坛特具影响力的陈三立、郑孝胥等“同光体”魁杰，基本不谈龚诗，仅是沈曾植有所涉及；第二是让“诗界革命”似有似无地闪现龚诗的“幽灵”。“诗界革命”所说“新名词入诗”，“旧风格含新意境”乃至“新体诗(杂歌谣)”以及后期的通俗化，与龚自珍诗的特征本难直接对应，然其变革精神、纪实诉求、功利色彩又能在思想史线索的串联下获取诗学史关联。龚自珍诗接受史的延伸与“新体诗”之风气所及后由南社领袖高旭、柳亚子熔于一炉，至此，龚诗“经典化”算是走过蒙昧、集体无意识的原始积累阶段。
(17)、我奉劝上天要重新振作精神，不要拘泥一定规格以降下更多的人才。
(18)、九州：中国的别称之一。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
(19)、第三四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是经典，也是这整首诗中为大家所熟悉的两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每天写一两首抒情的诗，以及带宝剑去抗击敌人，那是平生的愿望，可是现在我并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又是十五年过去了，我也白白浪费了这狂士的名声，一辈子什么也没有做成，这当真是令人很是伤感。
(20)、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释义：沉舟侧畔，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逢春。
5、龚自珍的诗歌内容与他什么的思想主张一致
(1)、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盦。曾字尔玉，曾更名易简，字伯定，再更名为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朝中后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2)、“文章讲龚定庵”，严格意义上就文章的涵义来说，诗歌自有一席之地，而整体性也可用以描述作家思想且突破文体的藩篱，转化为具有普适于文本分析的精神气质归纳，由此，其人、其散文、其诗歌无需强行割裂，如龚自珍其人所表现出的对于个性解放、社会改良的寻求，不独在其散文中有具体的表达，在其诗歌中亦有大量的展现。从类似的角度去理解龚自珍诗歌的“开风气”无可厚非，即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夫子自道。只是对于定庵而言思想史的重点难免落在散文上，若说诗文共鸣实也带有由文及诗的意味。从一开始，龚自珍“负尽狂名”于并时文坛，非仅因“才气横越”，“举动不依恒格”，其名篇《乙丙之际著议》、《明良论》、《古史钩沉论》等和《皇朝经世文编》所选龚氏文章也具影响，而诗名彰显尚有不足。在龚自珍去世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内，关注其诗歌者寥寥，屈指可数的几人如孔宪彝、陈元禄、蒋湘南等只有少量地摹拟定庵诗，化用其诗句。此外程秉钊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在龚自珍接受史上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程秉钊(1838—1891)，徽州绩溪文士，尤其偏爱《龚定庵集》，即以“龚学”名集，今有钞本《龚学斋遗集》存世。据《绩溪程蒲孙(秉钊)先生遗集序》所载，程秉钊属钱塘商籍，又处在常州学派统系中，与龚自珍有地缘、学缘的联系，并作《乾嘉三忆诗》表彰龚氏，且初创定庵年谱稿，后得吴昌绶进一步撰集而成《龚定盦先生年谱》。程氏去世前夕与苏州籍藏书家、维新派人士江标同时供职翰林院，江标对龚集的喜爱乃至影刊《己亥杂诗》便有可能受其影响。孙文光、王世芸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载佚名《定庵诗评》(三十三则)，录自世界书局1935年版《龚定庵全集》，实则大部分诗评出自程秉钊手笔，其中思路大抵也为由文及诗，如论《破戒草》云：“定公诗兼有古文家法，全不气重，故无语不雅。”
(3)、《中国文学发展史》关于龚诗的书写调整，接近《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指定方向。《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是由高等教育部委托刘大杰等五位教授起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通过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大纲》第八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文学”，第二章“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文学”，第一节“龚自珍”中关于龚诗列举如下要点：
(4)、“不才未敢学君狂，湖海豪情也未忘。西北果能兴水利，东南始可论河防。徙薪今日谋宜早，筹海他年愿待偿(自注：家君著有《海运议》)。一事语君劳记取，休言阿士善文章。”
(5)、美人清妙遗九州，独居云外之高楼。春来不学空房怨，但折梨花照暮愁。
(6)、龚自珍写过很多这种张狂的诗作，从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始终是心系天下，用深情的笔触去拥抱世界；只是无奈他一辈子也是郁郁不得志，纵然是有着过人的才华，有着远大的人生理想，可是终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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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诗的前两句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诗人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万马齐喑”比喻在腐朽、残酷的反动统治下，思想被禁锢，人才被扼杀，到处是昏沉、庸俗、愚昧，一片死寂、令人窒息的现实状况。“风雷”比喻新兴的社会力量，比喻尖锐猛烈的改革。从大处着眼、整体着眼、大气磅礴、雄浑深邃的艺术境界。诗的后两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传诵的名句。诗人用奇特的想象表现了他热烈的希望，他期待着优秀杰出人物的涌现，期待着改革大势形成新的“风雷”、新的生机，一扫笼罩九州的沉闷和迟滞的局面，既揭露矛盾、批判现实，更憧憬未来、充满理想。它独辟奇境，别开生面，呼唤着变革，呼唤未来。
(9)、和大部分的民国文学史著一样，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本对龚自珍诗着墨有限。《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完成于1943年，出版于1949年(中华书局)。在下卷中，龚自珍被列入性灵诗派，刘大杰介绍其诗仅用了一句话：“诗亦有盛名，其七绝七律，尤多脍炙人口之作。”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经典的文学史著数次修改，先是1957—1958年修订出版(古典文学出版社)，龚自珍部分未见调整；此后1962年再次修订出版(中华书局)，清诗部分大幅增订，龚自珍从“性灵诗派”殿后之诗人一跃成为“鸦片战争前后”领首之诗人，原先龚诗的“一句话”简介，转为叙述清人诗歌中的长篇幅之一。龚自珍诗歌被记上新旧转型的时代内涵，正如书中所说：
(10)、“在龚自珍以前，清代的诗坛是十分沉寂的……从龚自珍开始，才打破了这种局面，把自己的诗歌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龚自珍是近代进步诗歌创作的先驱。”
(11)、去也无踪寻也惯，一桁红楼。——龚自珍《浪淘沙·写梦》
(12)、箫适于演奏低沉、舒缓的曲调，余味悠长，在表现哀婉、深沉的情绪时比其他乐器更胜一筹，这是箫的重要特色之一。“箫”这一意象的这种内涵，在历代很多诗词中都有体现，虽然引发哀婉情绪的原因不尽相同，或儿女情思，或怀才不遇，但基本的感情基调是一致的，即幽怨、深沉、孤独。
(13)、他的建构引领之后龚诗定位的判断，如他所言：
(14)、第一二句便是写得很有气势，同时也表明了诗人对于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是很不满，所以在这两句中，他着力于表达了自己对于现实的看法，也是告诉了了世人，一定要努力，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有所作为，只有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力量，才能够使得大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可是现在的社会又没有任何的变化，这终究还是没有希望，同时也是一种悲哀。诗人正是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了那种无奈，所以在这两句中写得极为悲愤。
(15)、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
(16)、权贵、幕僚把持着全部大权，内宫佞臣窃据了朝廷要津。
(17)、似乎在间接上又影响到紧随其后的三校“中国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清及近代部分)均认为龚自珍诗词、散文创作中，以诗的成就高，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直接以“爱国诗人龚自珍”作为章节名。自此，文学史著作提及龚自珍，基本再没有忽略其诗的情况出现，诗歌作为龚氏文学拼图不可或缺的一块，并延续到强调人民性、阶级性的文学史写作退潮之后——及至今天，可以肯定的是，龚自珍在清诗史或近代诗史中特出的位置及其观念认定形成于1950年以后。龚自珍诗的流传度也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再度提升，尤其三度引用的那首《己亥杂诗》，几乎家弦户诵——“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8)、今日听你高歌一曲，暂借杯酒振作精神。《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清代：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19)、归纳为两个方面：第“经典化”需要作者的写作实绩及其原创性特征；第“经典化”需要读者的广泛接受。介于模糊与清晰之间的流派定位，让龚自珍天才独造的诗歌个性进一步凸显，从而激发定庵诗歌作为经典的潜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辨析龚自珍与清诗又或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聚焦于定庵诗歌的个性，在“经典化”的意义上既是因，也是果，中间的由因及果的逻辑转换需要由定庵诗歌的晚近接受实现引渡。
(20)、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清朝著名的诗人，而且他的作品往往气势磅礴，这首诗同样写得很大气，字里行间也是流露出了诗人的一片爱国之情，尽管通篇只有那么短短的四句，一共二十八个字，但是却营造出了一种高远的气势，读来也是令人赞叹不已，这样的作品，那也是能够打动我们。诗人正是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所以在这首诗中，他关心国家，同时又一种极为细腻的笔触，再融入了无限的温情，从而给予了人们无限的关怀。
(1)、当时的东南沿海，英国派船只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进行经济侵略，清政府屡禁不绝。面对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国势，龚自珍忧心如焚。他希望能以自己的文才武略为国出力。然而，这一年春，龚自珍第四次参加会试落第，连续的失败使他痛感报国无门，便写了这首诗抒发报国志向。
(2)、同时，诗的后两句以荷花为喻，表明自己的心志。
(3)、寻思依样到心头。——龚自珍《浪淘沙·写梦》
(4)、龚自珍48岁时辞官南归，次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著有《定盦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多咏怀和讽喻之作。
(5)、第三四句更是名句，也是整首诗出色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从这两句诗中，我们则是再一次感受到了诗人对于现实的担忧，另外也是再次告诉了世人，一定振作起来，只有这样才会有希望；那这两句诗它大致的意思是，我在这里要奉劝上天重新振作起精神，千万不要拘泥于那些条条框框，只有把那些规矩降下来，这样才能够拉拢更多的人才。
(6)、 《杂诗》年代: 清 作者: 龚自珍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也曾糜太仓粟，夜间邪许泪滂沱。
(7)、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盦(一作定庵) 。汉族，浙江临安(今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
(8)、总体上看，这是一首充满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该诗抒发了忧心国事，尤其是对东南沿海地区遭遇列强侵凌的深重忧患，表达了不畏宵小之徒的嘲笑，愿以文才武略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诗歌的大意是：从军疆场的壮志难酬令人怅惘，东南形势的忧虑情怀注满诗行。赋诗抒怀和仗剑抗敌是我平生志愿，十五年来完全辜负了“狂士”声名。
(9)、龚自珍受信时年方22岁，对此教诲终身不忘，晚年写入《己亥杂诗》，概括为“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我也是在22岁那年将此诗奉为座右铭，开始读历史，读古文字学，研究有用的“经史”之书的。这种相似性如同文化的接力传递，给我很大鼓励，我决定不写字了，埋头读书，好好研究学问。于是又抄了一首《己亥杂诗》贴在床头诫勉：“子云壮岁雕虫感，掷向洪流付太虚。从此不挥闲翰墨，男儿当注壁中书。”
(10)、“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
(11)、释义：就算预先支取了五百年的新意又如何，到了千年的时候还不是一样陈旧了。
(12)、“自从金和、郑珍这些人而后，诗坛就为之暂时的沉静，诗体也一变而松懈，若不另辟一条新路，眼见就快山穷水尽了，于是按着那自然的趋势，新体诗就应运而生。做新体诗的诗人中，黄公度就是那显著的代表。”
(13)、第多样的风格中有一以贯之的特点。这种一以贯之的特点取决于人的气质。宋儒朱熹认为：天地之间，万事万物都是阴阳二气的化生，人也如此，禀气而生，“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所谓的偏，“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则尽见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见有不见”。结果“气禀之殊，其类不一”，造成千差万别的气质。这种气质与生俱来，而且很难改变，“人之为学，都是要变化气质，然极难变化”。它们表现在多样化的风格中就成为一以贯之的特点，孙过庭《书谱》说：“质直者径侹不遒，刚佷者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以名家书法为例，颜真卿书风无论怎样多变，《祭侄稿》《争座位帖》《裴将军诗》等等，不变的是厚重博大，米芾书风无论怎样多变，《蜀素帖》《苕溪诗》《研山铭》等等，不变的是跌宕奇肆。
(14)、暮雨忽来鸿雁杳，莽关山、一派秋声里。——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15)、东海潮来月上弦，崆峒抚罢静诸天。西池一宴无消息，替管桃花五百年。
(16)、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人材一作：人才)
(17)、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18)、书名“剑气箫心”出自《己亥杂诗》：“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以此冠名，出于两方面考虑。
(19)、浩荡离愁: 离别京都的愁思浩如水波，也指作者心潮不平。浩荡: 无限。
(20)、(赏析)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观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诗中选用“九州”、“风雷”、“万马”、“天公”这样的具有壮伟特征的主观意象，寓意深刻，气势磅礴。
(1)、公安派，在清代与之接近的为性灵派。朱杰勤明言“定庵之诗，拟求之于西洋则浪漫主义之文艺，拜伦之俦也。拟求之于中国，则性灵派”，而在《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一诗中，龚自珍也传达出对于性灵派领袖袁枚的推崇之意。但是，从实证角度证明龚自珍与袁枚在诗学系谱上的接力是困难的，严迪昌试图以地缘、姻亲、交游关系为切入点，他说：“随园与定庵之关系研究，实系近三百年来文化史、文学史一大命题，应另撰专著深探。兹先提出话题于此，并钩稽袁、龚二氏姻亲网络之一端，以备参资。”探究龚自珍家族，应当联系另一位性灵诗人——陈文述的家族，严先生正是以振绮堂汪氏家族为中心辐射其与袁氏、陈氏、龚氏的姻娅网络，实现三家“并联”。陈文述正妻龚玉晨、妻兄龚凝祚和龚自珍一样出自仁和龚氏，然而只要翻查《仁和龚氏家谱》即会发现，其中的亲缘关系越出“五服”以外，实较疏远。又或注意交游关系，如陈文述、龚自珍均与随园女弟子归懋仪相识，又各曾在京城与袁枚之子袁通交游，为袁通相关的词集作序——分别是陈文述的《袁兰村燕市联吟词序》和龚自珍的《袁通长短言序》。另外，陈文述之子陈裴之与“从舅”龚自珍颇有来往，且常能议至经世话题。陈裴之赠龚自珍诗有云：
(2)、后又对龚氏《西域置行省议》一文表示欣赏。问题在于，碎片化的交游材料对于解决诗学关系的问题具有多少阐释效力？又或难免留下缘木求鱼之感。刘衍文搭建龚自珍与袁枚的诗学关系，以两者相比较，在《雕虫诗话》中从“于家山之风景有同好”，“平等对待下层人士”，“俱主顺风收帆以免不测”，“反对缠足”等角度展开，用大量的篇幅梳理龚自珍对袁枚诗句的化用，证明“心灵气息之相通与共识”。定庵诗的奇丽浪漫与随园诗的清灵隽妙差异显著，刘先生指出龚自珍在化用袁诗时时有增强气势的加工。后，刘先生以为袁枚“虽转益多师，实有主见，确立所志，虽于其时为世尚列于次等甚或末等之文苑一途，亦甘于从一而终”，相反，龚自珍之学“极易为各方诗友所左右”。其中识见，可谓“深造有得，因小见大”。但就诗句化用做文章，仍易歧见纷出，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又给出龚自珍化用赵翼诗句的例证，提出“定庵瑰丽悱郁之才，未尝无取于瓯北清丽流易之体”，也曾摘出龚自珍欲仿翁方纲诗体的记载。强调诗句化用情况，是否导致以偏概全同样是需要警惕的，一方面消解对定庵诗中个性的认知，另一方面，定庵之诗典故澜翻、转益多师，化用近人陈句亦属正常。
(3)、正因为如此，当我准备创作一件大作品时，而且又在己亥年，自然就想到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并且因为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才会越写越来劲，后扩展到龚自珍的全部诗作。
(4)、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5)、释义：长江的后浪推进前浪一步一步的前进，一浪胜过一浪。世上的新人踏着前人的脚步一代代的更换！
(6)、后》),他自己的创作就是好的证明。全诗主旨在于抒发了自己辞官司离京时的复杂感情，展示了诗人不畏挫折、不甘沉沦、始终要为国家效力的坚强性格和献身精神。全诗移情于物，形象贴切，构思巧妙，寓意深刻。
(7)、起句“绝域从军计惘然”，表达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态，从军疆场的壮志，现在看来是无法实现，这怎能不让人悲伤？所以我的惆怅，每天都悲痛万分，可是没有人能够懂我。到了第二句“东南幽恨满词笺”，则又是表现得很忧愁，只能把对于东南形势的忧虑，全部寄托在诗歌中，从而来诉说内心的愤懑。这两句结合得很，也体现出诗人远大的志向，还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8)、己亥杂诗·其二百二十是一首政治诗。诗的前两句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诗人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万马齐喑”比喻在腐朽、残酷的反动统治下，思想被禁锢，人才被扼杀，到处是昏沉、庸俗、愚昧，一片死寂、令人窒息的现实状况。“风雷”比喻新兴的社会力量，比喻尖锐猛烈的改革。从大处着眼、整体着眼、大气磅礴、雄浑深邃的艺术境界。诗的后两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传诵的名句。诗人用奇特的想象表现了他热烈的希望，他期待着优秀杰出人物的涌现，期待着改革大势形成新的“风雷”、新的生机，一扫笼罩九州的沉闷和迟滞的局面，既揭露矛盾、批判现实，更憧憬未来、充满理想。它独辟奇境，别开生面，呼唤着变革，呼唤未来。
(9)、在那繁华绮丽的江南富庶之地，无限的恩宠和肆意报怨齐集于名流士林。
(10)、 《己亥杂诗》年代: 清 作者: 龚自珍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1)、上半阕感慨自己仕路飘泊无着，政治理想不得实现，纵使文章成名，也不过停留在纸上，无助于济苍生的实际作为。下半阕为愤激之词，誓欲改弦易辙，不屑仕进，绝交贵族，引美人名士游侠为知已，平等交往，慷慨任侠，以冲决人间的等级藩篱。这首词虽然依然未脱书生论世的轻豪之气，然而目光已更多地转向现实，风格也于俊逸豪放之中增添了几分沉郁。
(12)、龚自珍在他的词《丑奴儿令》中写道：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作者在这里提到了他的两大人生理想，即“剑”所代表的挽救衰世的宏伟志向与“箫”代表的宁静、自由、儿女情长的世俗生活。作者自叹过去十几年里，既没有实现救国救民、建功立业的壮志，也没有真正做到退隐江湖、不问世事，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因此才说“双负箫心与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