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的六句忠告学会不吃亏
1、解放战争期间,杜在公开场合都站在反共立场上,为国民党的反共事业摇旗呐喊。对此,国民党也报之以琼瑶,1945年1月,蒋介石公开致电杜月笙,请他发起慰劳美军活动④,以示器重。国民党成立各种反共社团,也多请杜担任主要职务。1947年杜六十大寿,蒋介石、宋子文及大批要员都送礼祝贺,予以捧场。但是,当国民党统治普感觉到地方势力干扰他们的专制统治和妨碍他们对人民的搜括时,杜月笙即使无所事事,明哲保身,也总难免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渲泄淫威的靶子。1948年夏,国民党在沪抛售物资平息物价失败,蒋介石便迁怒于杜,认为是他伙同投机商乘机囤积。对此,杜大喊冤枉。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500亿元的目标无法达到,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便将杜月笙变相扣押8小时,翌日杜便被迫拿出100亿元。到蒋经国来沪打“虎”时,杜月笙更成为做猴的“鸡”。其时,杜已相当警觉,嘱其长子杜维藩避往北京,但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住把柄,榔挡下狱,登报示众。
2、他们像野草一样被脚步踩了又踩，被车轮辗了又辗，可是仍然生机勃勃地成长起来了。——《兄弟》
3、正因为杜在上海的权势大得无以复加,各种政治力量都以能得到其庇护和帮助为幸事。尤其是不甘心受国民党摆布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领袖人物如史量才、黄炎培等,更希望通过杜的能量和特殊背景与国民党政权折冲周旋,或利用杜同国民党对抗,或请杜向蒋介石缓颊。而出身低贱、时感自卑的杜月笙,也总以能得到这些上流人物拥戴、获得对地方政治的发言权为荣耀。因此,当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二八”抗战期间成立被人称为“具力量”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时,杜月笙毫不踌躇地参与其事,并被推为第一副会长,成为各方共戴、名正言顺的上海地方领袖,成为一名相当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
4、杜月笙到港后,因上海租界尚是日军势力所不及的“孤岛”,杜在上海的潜势力对想利用租界与日本人周旋的国民党仍有一定价值,故蒋介石继续对他取笼络的姿态。蒋先给杜一个正式的宫职—贩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后又让他出任协调上海党、政、团关系的“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尽管杜并无国民党党籍,同时把在西南搜括到的鸦片交给他在香港出售。杜得了这些恩惠,也确实为国民党在上海的抗日活动提供了不少帮助。如:指示留沪的万墨林、徐采垂、黄国栋、杨渔笙等协助国民党地下人员工作;为蒋介石拉拢留沪的社会名流;策动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等。1941年初,军统与“七十六号”特务在上海银行界血战中渐居下风时,杜还利用自己在黑社会中的声望,迫使伪方的吴四宝同意罢战。同时,他也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表示友好,明确向潘汉年表示,决不让部下妨碍中共的救国活动。他在沪的代理人还为中共募集过教育文化经费。
5、在国民党统治上海以前,作为租界殖民当局卵翼下的一股恶势力,黄、张、杜虽早已结欢军阀,但他们勾结军阀的目的及与军阀关系的基础,却是鸦片事业的经济利益,而并非政治上的共同志向。对军阀来说,勾结黄、张、杜,自然不无政治上的考虑,如通过他们来与租界当局合作,排斥异己,镇压民众等等,因而不论何派军阀统治上海,黄、张、杜均是其网罗的对象。卢永祥乙当护军使,便请北京陆军部颁给黄金荣二等银质奖章,聘黄为护军使署上校督察;孙传芳到上海,则委张、杜为高参。不过,在流氓方面,当时尚坚执“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江湖信条,仅仅把军阀当作自己在华界敛财的保护伞,而无意涉足政治,违反其外国主子的意愿,直接为军阀的政治利益出力。所以,在军阀统治时期,黄、张、杜对国内政治,还没有特定的立场,很难说已成为军阀的政治工具。
6、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也落入日军之手,杜月笙只得再走重庆,开始更为苦闷的寄人篱下的生活。
7、那些私下忠告咱们，指出咱们错误的人，才是真正的兄弟姐妹。——李嘉诚
8、长期以来,许多史学论著都把黄、张、杜目为青帮头子,称其团伙为青帮或青洪帮组织,这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这个团伙是以黄金荣为中心聚合的。而黄本人原非帮会分子。挥逸群很早就指出:黄既非青帮,又非洪门,而是江湖上所谓的“孔子”(空子),只能收门生,不能招徒弟。黄的管家程锡文、门生黄振世也证实,黄原未入帮,自嘲是“天”字辈,比青帮“分,字辈还多一画。固然,黄的门下多青帮分子,如通字辈的张啸林、金廷荪,叮斤字辈的杜月笙,据说1925年后黄本人也拜张仁奎为师,跻身通字辈;但维系这个团伙的纽带,却并非青帮的帮规戒律。如青帮以字辈为序,严禁以卑为尊,但在黄金荣团伙内部,悟字辈的杜月笙却与通字辈的张啸林称兄道_弟,通字辈的金廷荪、顾嘉棠等还得服从杜月笙。当时在这个团伙中起维系作用的,实际上是更为简单的成员间的把兄弟和先生弟子关系。如黄、张、杜三人为把兄弟,杜与金廷荪、叶悼山等为把兄弟,一般成员则多向黄、张、杜递门生帖子。因此可以说,这个团伙虽掺杂着传统帮会的成份,但基本上不是中国原有秘密会社的自然延续,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上海的特殊环境所养成的新式城市流氓集团。
9、一声兄弟，一生兄弟。——杜月笙
10、我是杭州刺史，我来回答。
11、其次,黄、张、杜流氓团伙也具备充当反革命鹰犬的条件。一是他们作为帝国主义长期豢养的走狗,具有反革命的思想基础;二是讨好官府、争取体面地位本为一切流氓的天性;三是他们与蒋介石有着特殊的历史关系。蒋介石何时向黄金荣投门生帖子,众说纷纭,尚难速定,但双方有这层关系,却是确凿的事实。黄的管家程锡文在1947年底,还亲眼目睹蒋向黄行跪磕大礼。另外,蒋的亲信王柏龄、杨虎也很早就和黄金荣、杜月笙捻熟。
12、当然,杜月笙政治态度的游移是有限度的,不能估计过高。尤其是在1934年n月史量才被国民党暗杀,杜继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以后,由于国民党加强了对杜的笼络,如任命他为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委员,时常向他透露重要的经济情报等等,同时又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压迫和箱制,因而杜对国民党越来越恭顺,越来越具有替蒋介石监视、控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与进步人士的公开坐探、帮手的身份。“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学生奋起响应,上海市政府严厉镇压。杜月笙即以地方领袖身份表态:“市政府之一切处置为适当”。救国会运动兴起时,杜公开站在反对的立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胁迫邹韬奋去南京晤蒋。1936年11月,上海十万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杜伙同昊开先,千方百计进行瓦解。不果,便迁怒于救国会,积极为国民党制造“七君子之狱”推波助澜。随后又与CC分子密切配合,策划对“七君子”的诱降阴谋。由于同国民党几近亲密无间的合作,杜受到蒋介石的高度欣赏,因而,其权势和社会影响,也达到了一生的巅峰。
13、地方领袖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地位是杜月笙的宝贵财富,它的取得固然与国民党的支持大有关系,但租界的庇护、他自己的钻营及其他地方领袖对他的欣赏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为了维护这个基础复杂的既得利益,杜月笙不可能在政治上同与租界当局、民族资产阶级均有矛盾的国民党统治当局保持完全的一致。另外,杜的巨商身份虽由超经济力量造成,很难说他已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员,但毕竟和这个阶级有了某些共同的经济利益。而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对他始终紧闭做官之门,野心勃勃的杜自然也难免有所尤怨。因此,只有在野之身的杜月笙,在参加地方政治活动时,很容易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在野派政治情绪的影响、感染,在某些场合,站到与国民党对立的立场上,甚至在客观上表现出某种进步性。
14、正是由于这两个基本原因,北伐军抵沪不过数日,蒋介石就与黄、张、杜一拍即合,结成了狼狈为奸的特殊联盟。流氓为国民党政权充当政治打手,参加“四一二”政变,协助捕杀共产党人,镇压工潮,向工商金融界勒逼巨款,制服资本家的反抗,俨然是一支活跃于租界之内的反革命别动大队。国民党则不遗余力地回赠流氓以体面的政治、社会地位。如誉其为“反共义士”;委任黄、张、杜为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党国要人”降尊纤贵,出席他们的宴会,移蹲就教,等等。在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下,高统治者能够凭借政治权力,对个人的社会地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黄、张、杜正是因甘心情愿地纳入反动的营垒、充当反动的政治工具而受到统治阶级的竭力抬举,一跃而成为万众瞩目的社会名流。因此,与国民党政权的联姻,是1927年后上海流氓的社会地位、性质及活动能量发生突变的根本原因。
15、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
16、但是,杜月笙也没有勇气投向人民。他毕竟有多年的反共历史,自知罪孽深重。他对国民党虽已毫无恋情,却也不相信能够得到共产党的谅解。而国民党方面更害怕他反戈一击。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亲自出马,面令他离沪。在这种情况下,杜后作出了脱离政治漩涡的决定:避居香港,不回上海;同时向共产党,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不去台湾,并要留沪的徒众安分守己,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1949年4月27日杜离沪去港后,确实履行了这个诺言。一生滚跌于污泥浊水之中的杜月笙,终于在其客居异乡的凄凉晚年,给自己的历史留下了还算光明的一页。对此,台湾方面骂晋不已,还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决不允许杜这样的“政治垃圾”、“经济蝗虫”进入台湾。
17、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当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哨兵。——爱迪生
18、兄弟就是在你被人欺负的时候，被吓得尿裤子也要第一个站出来替你出气的人。——
19、寄人篱下的大亨
20、对杜月笙的这些表现,国民党统治者纵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在上海活动频繁的戴笠特务组织,这一时期一直未和杜建立密切关系,主要原因,恐怕就是由于对杜不够放心。
21、地痞流氓,古今中外皆有。但其气焰嚣张、神通广大、社会地位煊赫、政治色彩浓厚,莫如旧上海的杜月笙。
22、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慎子》
23、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双重支持,强大的黑社会势力,亦官亦匪的特殊身份,再加上对政界、商界的有力操纵和一支私人政治力量的形成—二、三十年代上海特殊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这一切,使杜月笙奇迹般地成为上海滩上具有超级政治能量、空前绝后的闻人大亨。对于平民百姓,他是有官方护符的恶霸,人们只能道路以目,莫之敢樱,其他流氓团伙也无一能同他领顽相敌;对于官府,他又是来去自由的匪徒,谁也不能对他发号施令,任意驱使。甚至连他的老主子—法租界当局,也因杜有了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和权势膨胀而无法将他完全臣服。因此,杜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角色,又常处居高临下的主动地位,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排难解纷的能力。社会上许多棘手的纠葛,如劳资争执、商界纠纷、名人桃色丑闻等,杜月笙单凭“闲话一句”,几乎都能立时解决。1931年夏上海银行发生提存风潮,陈光甫向杜求救,杜竟能使各存户“未提者停止提存,已提者复行存入。”在某些人看来,杜的甚至超过了上海市长。市长吴铁城就曾无耻地以杜月笙的牌子来威胁撰文揭露上海烟窟黑幕的记者。
24、总之,在这一时期,黄、张、杜流氓团伙还仅仅是法国殖民者豢养的奴才,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尚属一股没有特定后台和倾向的“超然”力量,还没有被中国统治阶级当作体己力量引入他们的政治生活而受到全面栽培。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团伙的淫威还仅局限于法租界一隅,不能称霸全市,其社会地位仍属卑下。为了改良自己的形象,杜月笙等曾费尽心机,如以个人名义大登筹款救灾、兴办“贩济会”的广告,发起重修城煌庙,设立乞丐收容所等等,然收效甚微。已坐上上海大流氓团伙第三把交椅的杜月笙.此时仍象他众多的同道一样,还没有体面的社会地位。
25、对此,在重庆看尽世态炎凉、官场黑幕的杜月笙早有预感。还在淳安时,他就向亲信顾嘉棠、叶悼山流露过这种忧疑,谓回沪后的局面恐怕未必乐观。但事情比他预料的坏得多。蒋介石不仅不给他任何官职,连本是十拿九稳的其徒陆京士的社会局长一职亦成泡影。而早已向他树起叛帜的门生吴绍澎则成为身兼六项要职的头号接收大员。杜一回到上海,就遭到来自吴绍澎的正面攻击。杜不敢公开应战,只得忍气吞声,退避三舍,并改变一向坚执的不卷入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超然态度,暗中支持CC分子和军统反吴,指望利用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但事实证明,这条路也走不通。杜既然不复有几种力量共同支持的超然地位,排他性极强的国民党各派系自然无意为他火中取栗。CC分子攻倒吴绍澎后,即彬彬有礼却不由分说地抢走了杜朝思暮想的市参议会议长一职,陆京士仍未能当上社会局长。1947年选举伪国大代表时,杜想抢个得票数第一,显示一下能量,结果遭到CC分子的全力压制,只得第三,面子失尽。1946年3月戴笠摔死,杜痛哭不已,如丧考姚。因为他知道,此后连军统也将难以为靠。果然,新任军统头子毛人凤不久就专派沈醉来沪,严厉禁止军统人员为杜充当打手。
26、第二,独立于中国行政法律体系之外而又各自为政、珍域分明的外国租界,把整个上海一分为三。全市没有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行政管辖机构。不仅中国官厅不能在租界中行使权力,租界巡捕不能去华界活动,就是两个租界的巡捕也互不相谋,各行其事。这种政治不统一、社会控制极端无力的环境,正是适宜流氓恶势力滋生、繁衍的土壤。
27、父亲是财源，兄弟是安慰，而朋友既是财源，又是安慰。——富兰克林
28、杜月笙是靠卖身国民党的反共事业起家的。他因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曾是国民党红得发紫的宠儿。正是在国民党的抬举下,他从一个普通的流氓头子变为超级大亨、风云人物。然而,他一失去租界的靠山,立刻就变成了国民党的可烹之狗。国民党政权的极端黑暗、腐朽、没落,终于使杜月笙这样的鹰犬也对它失去了全部的信心和感情,走到了与它分道扬镰的关口。
29、对杜月笙来说,上海是他经营多年、便于他纵横摔阖、驰骋自如的活动舞台,一且离沪,他将失去的,除了大批有力徒众和一个熟悉的舞合之外,还有重要的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及对国民党的政治价值。杜月笙完全明白离开上海的恶果。他在商界的门人,也多劝他不要走这条宋路。但是,下列因素又使他非走不可。第一,他与国民党靠得太紧,并曾参加过抗日活动,害怕日本人不会予以谅解。第二,即使日本人“既往不咎”,也必定通他合作。早在’,父·一三”抗战以前,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就向杜提议合办中日建设银公司①,而杜却不愿戴上“落水”的帽子。第三,国民党方面害怕他的势力为日人所用,坚决要求他离沪。徒众中从事政治和特务活动的人,也说他非走不可。杜月笙权衡再三,后接受了宋子文送来的船票,决定先赴香港。
30、地痞流氓是因社会秩序失控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封建恶霸势力。早在清朝嘉、道年间,号称“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就因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构成复杂及吏治不力,而使地痞流氓为非作歹的活动猖撅。上海开埠后,随着城市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畸形发展,流氓势力急剧膨胀,原因有三:
杜月笙的六句忠告学会不吃亏
31、在政治上,杜则基本上处于失意状态。租界既已消失,杜又远在重庆,当然不能再对上海产生重大影响。而蒋介石此时已根本无暇顾及沦陷的上海,自然对杜失去兴趣,态度极其冷淡。其他权贵显要也不再把他当作必须加以敷衍讨好的角色,相反,还要对他进行或明或暗的排挤、打击。杜为了求孔祥熙放行一批鸦片,不得不塞上一张50万元的支票;通济公司从敌占区运出的第二批货物,则被顾祝同公然截去。只有戴笠还算讲交情,对杜处处照顾,拉他去笼络四川帮会。但戴也不愿杜在西南扩展势力。1943年恒社在重庆的一次集会竟被人打散,戴笠默不作声③。故此事虽被认为是妒嫉杜的四川袍哥势力所为,却也无法排除国民党挑唆甚至授意的可能。1945年3月,杜和其门徒窃取经济情报,制造黄金舞弊案。当局为平息民愤,应付舆论,毫不客气地把杜抛出,将他与杨管北、李祖永、王绍斋等一并点名示众。杜虽经戴笠帮忙,总算蒙蒋介石恩准,离渝前往浙江淳安配合接收,避过风头,杨、李、王等人却被无情地送上法庭。对于这些,杜月笙无比感慨:“一日无权,人人都嫌。”
32、政治上的落魄和经济上的拮据使杜月笙与那些同样不得志、受排挤的统治阶级在野派、失意政客如钱新之、刘航深、范绍曾等人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当他得知蒋介石蓄意打击四川袍哥势力的阴谋后,就很受刺激,对范绍曾、杨虎说:“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出于同一原因,杜对要求废止一党专政的宪政运动也发生过兴趣。他参加了黄炎培创设的宪政出版社,列名《宪政月刊》发起人,并出席过该刊召集的宪政座谈会。此外,他还专门召集亲信,研究章士钊关于把恒社改为政党的建议,只是研究结果表明条件不成熟,才告作罢。
33、杜月笙是上海川沙县高桥镇南杜宅人,生于1888年,后改名“墉”,“月笙”易作号。杜父母早亡,由舅父收养,童年就染上赌博恶习;15岁时到上海,在十六铺的一家水果行中当学徒。因结交歹徒,嗜赌成性,很快被撵出果行。过了一段“瘪三”流浪生活后,杜被一花烟间收留。在这个兼营烟娟的黑窟中,杜结识了众多混迹其间的黑社会人物,并拜陈世昌为老头子,列青帮“悟”字辈。后来,杜又得机会入同孚里黄金荣公馆,吃些残茶剩饭;后因机灵诡诈过人,受到黄妻青旷,,被不次提摧,由替黄金荣拿大衣皮包、向花烟间、燕子窝、赌台收“月规钱”逐渐上升为主持鸦片提运,成为黄的亲信助手。
34、杜在重庆期间,表面上还是一个颇为活跃的社会名流、实业家,经常出面发起各种企业组织和募捐组织,如筹组中华实业信托公司、陕西冶铁股份有限公司、“忠义献机劝募委员会”,等等。但实际上却几乎完全靠钱新之、刘航深等人的施舍和向通商银行透支维持。439直到年他与戴笠合办专与敌占区交流物资的通济公司后1,才算发了一点财。不过这并未根本改变他的经济窘迫状况。据俞鸿钧、刘攻芸在1945年4月就黄金舞弊案所作的会查报告披露:杜当时抢购黄金全靠通商银行的透支,透支总额达650万元。
35、945年6月,杜在离渝前夕专门向黄炎培讨教今后的方针,黄答以“好限于三事:(一)企业,(二)救济,(三)民选职”。言下之意,就是劝他安心在野之身,不要再过分靠拢官方。对于这位老友的忠告,杜自然不会掉以轻心。于是,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归程。
36、近代上海的流氓与杜月笙的发迹
37、当时,由于杜月笙等既有巨大的能量,又倍受蒋介石的宠爱,因而,国民党的权贵显要、缺乏有力奥援的党棍及失意政客,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多以与他们结识为幸,甚至有惟恐不得其门而入之虞。对于这些人,杜是来者不拒,不论在朝在野、品位高下,均以谦逊态度尽力结交。自然,结交的办法因人而异。位高权重的,不惜工本,曲意承欢;臭味相投者,如杨虎、曾、范绍曾等,拜为把兄弟;年轻的党棍、政客,则一律收入门下。到三十年代初,控制上海市党部及民众运动的昊开先、王先青、陆京士、杨管北、后大椿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社会局的许多中级官员纷纷成为杜门中人。对那些老牌的失意政客,如杨云史、杨千里、陈群等,杜也愿月奉规银,养为食客。通过这些形形色色、背景各异、价值不同的政界人物,杜在上海织成了一张几乎无所不在的政治关系网。1931年举行的杜氏祠堂落成典礼,可以说是杜对自己政治能量的一次大检阅:自蒋介石起的国民党政府文武要人,以段棋瑞、吴佩孚、徐世昌、张学良、张宗昌领衔的北洋各系军阀头目和前清遗老李准、郑孝青及各国驻沪领事,都送匾作颂或亲临祝贺。排场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38、937年1月淞沪杭战失利后,杜月笙被迫离开上海,流落他乡,就此跌下权势的顶峰,走上了痛苦而又漫长的下坡路。
39、国民党统治上海后,黄、张、杜流氓团伙的社会地位和性质迅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仅为外国殖民统治服务、不登大雅之堂的黑社会势力转变为同时替国民党政权效力、社会地位惊人显赫的反动政治势力。这个转变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40、好兄弟永远不会问你对与错，只会问你对手是谁。——马云
41、在黄、张、杜三人中,黄向来作风保守,且贪吝成性,对政治兴趣不大,且年迈体衰,因而从1928年后便逐渐退居幕后;张则刚恒自用,心浮气粗,并始终眷恋军阀时代的威风,对国民党并无好感;只有杜月笙,既野心勃勃,有强烈的权势欲,又工于心计,善于审时度势,并舍得挥金如土,笼络人心,有一套颇为高明的处世手腕。杜当时看准了以租界为靠山的流氓势力与国民党结盟所占据的有利地位,即国民党急于利用他们,却又无法制约他们,只能用名利实惠来笼络讨好他们,而国民党当局的青棘,又是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扩展势力的有力杠杆。因此,他认定,充分利用自己对国民党统治者的特殊政治价值,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尽量向国民党靠拢,借助于它的政权力量,乃是乘机跻身上流社会,飞黄腾达的佳途径。为此,他使尽浑身解数,向政界、财界进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
42、杜月笙时代的结束
43、杜月笙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苦心经营的目的,是改变社会地位,提高名望,但这一目标的实现,给他所带来的,却还有他完全未曾料到的政治倾向的微妙变化。
44、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对杜月笙来说是致命的变化,就是租界消失,市政归于统一。杜所赖以自重的大规模黑社会势力不仅失却了借以生存、发展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却了重要的帝国主义的直接庇护。他对国民党已不再具有勾结帝国主义媒介和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统治上海,已尽可以直接依靠军队、警察、党部、特务,犯不上再来抬举这类声名狼藉而又颇难驾驭吹歹徒。因此,对于靠政权力量与黑社会势力结合起家的杜月笙来说,政权不能再为他所用,他那八方来朝、左右逢源、不可一世的时代已无可挽回地结束了。
45、第三,中外统治当局,尤其是租界当局,对鸦片烟、赌博、娟妓等肮脏营业的纵容与扶植,造成了一个巨大而又邪恶的经济部门。上海租界向以“罪恶的渊蔽”闻名于世。尤其在工商业甚为零落的法租界,公董局一直把向烟馆、妓院、赌场征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1865年公董局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赌税。这个以烟、赌、娟为核心的邪恶经济部门,既为大规模黑社会势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又进一步败坏了社会风气,扩大了流氓势力的社会基础。
46、生活中若没有兄弟姐妹，就像生活中没有阳光一样。——李嘉诚
47、在香港期间,杜月笙虽然在政治上还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在经济上靠着贩运大后方烟土的“港记公司”,尚可维持,但个人威风已是迥非昔比。因为人生地疏,“强龙难压地头蛇”,他无法与香港的黑社会势力一争高低。投机场上的几次尝试,均告失败。同时,他在香港主持的贩济机构编制狭小,难以安置全部到港门生。抚今思昔,杜自然郁郁寡欢,不无牢骚。
48、第一,1853年槽粮海运后,几千条槽船上的水手连同河岸纤夫、搬运工人及集镇商贩等数十、百万人陷入失业绝境,沦为流民。其中一部分人来到上海,与本地流氓同流合污。原在这些人中间影响颇大的秘密会社—青帮,遂成为黑社会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稍后,活动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洪帮,也由于贩运鸦片而逐渐入沪,与流氓结合。流氓帮会化和帮会流氓化是近代上海黑社会势力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这一势力变得极其强大的重要原因。
49、应该指出,杜月笙向商界进军的主要目的,是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并不是真想把立足点转到实业上来。杜在工商金融界的头衔尽管多得惊人,但实际资本始终很有限,即使在他创办的中汇银行中,所占的股份也不及徐惫棠;而且,该行主要是为赌场、鸦片贸易和金融投机服务,正当营业并不发达。杜的收入,主要还是来自赌台、贩毒、门生蛰敬、向富商敲诈及迹近勒索的银行透支。据其管家回忆,到抗战爆发时,杜所欠债务已达570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交通、中汇、中国通商等银行的借款;其时他所有的资产,还不到20万元,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房地产。
50、进身三部曲:鹰犬、巨商、地方领袖
51、有了这样的政治能量和黑社会背景,杜向工商金融界渗透便易如探囊取物。一方面,许多资本家和同业公会为了借杜的权势以求太平或对付职工,不仅自愿投入杜门,还往往向杜赠送干股干薪,请他担任企业、同业公会的主要职务;另一方面,杜也有能力轻而易举地打进许多他想涉足的油水足、影响大的企业或同业公会组织。如杜为了挤入内河航运巨擎大达公司,先指使杨管北等人无理取闹,要求改组董事会.不果,杜便双管齐下,一面出动流氓去大达码头捣乱,一面指使社会局迫令改组董事会。大达公司立时屈服,选杜为董事长。正是靠着这种一手遮天的权势,杜很快成为拥有几十个企业、同业公会的董事长、理_事长、常务董事、常务理事、董事、理事、监事头衔的“现代实业家”。
52、首先,国民党政权的反人民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把流氓当成统治上海的政治工具。上海是南京政权重要的地盘之一。但由于这个政权始终推行承认并保护帝国主义侵华既得利益、维持租界制度现状的基本政策,它在上海的统治权力,一直不能及于租界之内。国民党统治上海的社会基础相当薄弱:工人、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反抗;被南京目为经济支柱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堪忍受其穷凶极恶的搜括、压迫,常常利用租界的屏障作激烈抗争;其他各种反蒋政治势力,更将上海租界作为重要的活动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封建色彩浓厚的黑社会势力,几乎是国民党可以依赖的力量。巨大的能量、凶残的本性和帝国主义支持的背景,使他们成为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镇压租界内人民的得力工具。
53、尽管如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杜月笙在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上海,潜势力仍是巨大的。尤其因为租界不复存在,深惧国民党官威的上海资本家,因不明个中底细,仍把与蒋有旧的杜月笙当作“通天”的大亨和有力的保护伞,奉若神明。因此,这时杜的社会地位反倒比战前更煊赫。据不完全统计,杜在战后拥有董事长、理事长、会长、常务董事、常务理事、董事、理事、监事二百数十个头衔。恒社成员增至5100人左右,在市参议会的181个议席中,杜能直接控制的有50多个。从实际的意义来看,杜仍是一本月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关系密切、对上海社会举足轻重的地方领袖。
54、就是在这个黑社会势力与南京政府结合、社会地位青云直上的过程中,杜月笙脱颖而出,超越黄、张,成为流氓世界中煊赫的角色。
55、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上海的鸦片交易极其兴旺,抢劫鸦片是各流氓团伙重要的发财之遣。烟土商为运输安全,纷纷以重金委托一些大的流氓团伙保价承运。大约在1917或1918年,黄金荣团伙也开始插手这一利润丰厚的事业。以机警干练而初露头角的杜月笙,便被黄挑中主持这一活动。杜纠合了一批凶悍的同伙,如金廷荪、顾嘉棠、叶掉山、高鑫宝、茵庆荣、马祥生、谢葆生等,上靠黄金荣的保护,外依张啸林的军阀关系,东冲西突,明火执仗,肆无忌惮,很快在烟土提运队伍中异军突起。夺取其他团伙的势力范围,更是其拿手好戏。至迟到1923年,杜月笙一伙已成了有势力的鸦片提运者。据是年报纸报道:参与这个提运集团的有“中国武人、警官、文官、查烟员及租界巡捕与流氓等”,“某长官及租界内之张、戴、谢、杜、沈、季、郭、郑并浑名`松江老大’等多人”;烟土进口,常由“兵轮装运”;收费为“每盎斯自半元至一元不等,另加保险费,每盎斯一元”。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的半公开保护下,成立垄断法租界烟土提运的“三鑫公司”。各土行只要每月缴纳千元以上的秘密费,烟土如遇不测,全由杜负责赔偿③。在为黄金荣团伙打天下的过程中,杜不仅以其才干和功劳赢得黄与其他同伙的信任和尊重,而且结纳了一批死心塌地为他效劳的党徒,形成自己的势力,并同财力雄厚的烟土商们建立起密切联系。这样,杜就后来居上,成为黄金荣团伙中地位仅次于黄金荣、张啸林的第三号人物,跻入“大亨’,行列。
56、杜入黄宅和在黄门地位上升的确切时间尚难确定。至少在1911年,杜还相当落拓。是年4月杜因与人同去一客栈敲诈5元钱,被捕房拿获。杜供称:他是从犯,只分到1元。即使杜的供词是谁语,但一次仅敲诈5元,还要被解送捕房,其时远非“大亨”之属,已不言而喻。据杜后来对儿子回忆,直到1915年他结婚后,仍经常过着“青黄不接”、“开不出伙食”的清苦生活,以“窄门浅户、粗茶淡饭”为生活的高理想。杜在黄金荣团伙中的崛起,看来还是在他主持该团伙的鸦片提运活动之后。
57、流氓的处世原则是八面玲珑,狡兔三窟,以便在任何政治环境下都有立足、发展的余地。本此宗旨,杜月笙等与革命力量也曾有过交往。据钱新之说,杜等“辛亥以还,时与党人通声气,且阴依其粮精”。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杜月笙也曾对共产党人表示热情。不过,从所见材料来看,1927年杜主要是以法租界总巡代表的身份与共产党人接触的。2月26日,法捕房捕捉了一些在界内活动的中国侦探。杜于两夭后即告诉汪寿华,说此举表明总巡对侦探的活动很生气,并建议共产党人“尽管到法租界开会与设,”即使有人被捕,他也可保释。3月2日,总巡又通过杜向共产党“联络感情”,称“法租界治安可共同商量”,并愿面晤详谈。杜不仅安排了这次会晤,而且还进一步表示愿筹款5000元。3月5日,租界当局误以为工人要举行总罢工,大为紧张,又令杜出面劝阻。
58、黑暗中我和你走了，有了光你把我扔了。——《兄弟》
59、892年,法租界当局首先吸收郑家木桥的流氓黄金荣为便衣探员。黄入捕房后,利用流氓同伙作耳目,积极为殖民统治者效劳,侦破一些棘手的案件,获得法国人的宠信,被摧为当时的华人督察长。同时,黄也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官方身份和小流氓均想寻找保护伞的心理,网罗结纳更多的流氓。黄的流氓地位和官方身份是相得益彰的。他在黑社会的地位越高,门徒越众,为租界当局服务的效率就越高,因而就越受租界当局的器重;而他越受租界当局的器重,他的官方地位也就越巩固,流氓世界中的追随者也就越多,其地位也就越显赫。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以黄氏光头子、有官方背景的特殊流氓团伙。这个团伙因以租界的政权为护符,能在流氓争霸冲突中久立不败之地。在吸收了与统治上海的皖系军呵关系密切的杭州青皮张啸林之后,这个团伙又进一步获得军阀力量的某种庇护,地位就更加特殊。杜月笙就是在投靠了这样一股黑社会势力后逐渐发迹的。
60、在向政界、商界渗透的过程中,杜的依靠力量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一支私人政治力量。官吏、资本家、知识分子等有正当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人越来越成为杜门队伍中的中坚和杜借以自重的依靠力量。为了适应这个变化,杜在陆京士等人的筹划下,于1932年1月成立恒社,别开生面地用社团形式来维系这批远比一般流氓有用的徒众。据1934年的恒社名册④,在324个社员中,商界170人,党、政、军、警97人,其余是从事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和少量职工。恒社虽具有社团的公开形式,拒收无业流氓,但实际上仍带有浓厚的帮会色彩。这主要表现为入社者均须向杜个人行拜师礼,并服从其旨意。可以说,恒社是杜积聚私人政治力量、捍卫自己大亨地位的重要工具。
杜月笙的六句忠告学会不吃亏
61、你的兄弟不强大，但一直会站在你的身后。——拿破仑
62、国民党统治者的冷酷无情使杜月笙极其伤心,失势的痛苦又使他倍加怀念战前的好时光,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日渐滋长。杜曾对范绍曾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少飞”;“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后只知道戈浅,搜括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还不止。”悻悻之情,溢于言表。杜避居香港后与李济深、蔡廷揩等民主人士也有所接触。1948年10月后,国民党败局已定,杜月笙与黄炎培的交往明显增:’,如向黄透露情报,共商时局及应变问题。鉴于杜当时的处境与思想状况,黄炎培、陈铭枢都曾劝他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63、朋友切切思思，兄弟怡怡。——孔子
64、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坚尼地台寓所病死。这时,国民党又发现了杜月笙的价值。为了掩饰以反共著称的杜月笙竟然也晚节“不忠”这个恼人的事实,也为了制造自己重情义的假象,以拉住众多正准备返回新中国的滞港军、政、商界人士,国民党把刚刚骂为“政治垃圾”的杜月笙又溢为的反共英雄,还把杜的尸骨运到台湾,葬于汐止大尖山麓。如果说此举还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那就是再一次证明国民党确实不以把杜月笙这样的黑道人物引入政治舞台、当作依靠力量为耻。而这正是流氓大亨杜月笙成为近代中国风云人物的全部答案。
65、烟、赌、娟行业的兴旺,固然能给统治当局带来财源,但由此而加剧的黑社会势力,却严重扰乱了其统治秩序。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租界当局相继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即吸收流氓充当巡捕,培植为其控制的流氓团伙,以便把流氓犯罪活动限制在不致危及外国殖民者利益和基本统治秩序的范围内。
66、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曾国藩
67、这种情形在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紧张的三十年代前期为明显。1931年底,南京孙科政府为渡过财政难关,拟将公债展期偿还本息,杜月笙即组织持票人会,与上海资本家们一起进行强烈抗议。“一.二八”抗战中,杜和资本家一起,违反蒋介石的意愿,积极支持十九路军作战。紧接着,他又在3、4月间加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行列,与王造时等几十名国难会议上海会员一起,联名签署一个激烈抨击国民党、要求还政于民的提案,并同这些人一起抵制不允许讨论废止一竟专政问题的国难会议。作为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员,杜在1933年9月和史量才等一起,以辞职抗议市政府娜用复兴市政公债。市党部控制市商会的企图也屡遭杜的有力打击。1935年,杜抓住市党部控制商运的“商社”骨干郑澄清勒索章荣初的把柄,不仅让郑吃了两个月的官司,还乘机打击了正与王晓籁争夺市商会主席一职的党棍王延松。
68、兄弟，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永远一起；兄弟，不是酒桌上的朋友，而是棍下的挚友。——罗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