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核心
1、法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1)、立法是法治建设中的首要环节，任何公正的立法都应该以民众为主体，反映出公众的意志。法家似乎是推崇法治的，但在法家的理念中，立法主体从来不是民众，而是君主个人或个别政治寡头。商鞅曾说过：“人主为法于上”，这里的“为”，有制定、颁布之意，由此透露出了君主为立法主体的观念。韩非也正面提到过立法的主体，如说“君之立法”，又提到“圣王之立法”，但他更多的是把君主立法视为无所置疑的事情。在法家韩非的理念中，法无非是君主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即所谓“帝王之具也”。制法、立法是君主的事情，是君主个人为全社会立法，实质上并不反映民众的意志，这样的法与当代法治截然不同，自然罕有公平正义。
(2)、＜八奸＞篇，讲臣下向君王夺权之术，防治之道即是君王的御下之术，「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在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以上八种臣下盗权之术，韩非言之精辟，对于君王防治之术，亦皆肺腑有道之言。亦即君王若尚在位掌权，则须用此防治之术，然而，八奸乖戾，除非国君为英明上人之资，熟能避之？故能成明君，守位保国，进而富国强兵者，非上人之资不可矣。关键在于自己要克制欲望，否则必为旁人夺权而不知，其次在于智慧明达，对人心了如指掌，第三在于意志坚定，不犯错误。如若君权已被劫夺，则难追回矣。总之，本章实用，即便在今日之社会，亦十分有可以藉鉴之处。
(3)、2016年8月19至21日，北京大学华商国学研修班的学员们在英杰交流中心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学习。
(4)、本文试图以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来分析法家思想的精义所在。
(5)、韩非讲“课群臣之能”，是讲对臣民的考核制度。韩非在中国历史上早提出考核制度问题。他认为用人取贤，是否贤者，只有在实际官位上考核才能知道。韩非关于课考群臣，以试其贤的思想，与其法以道为原则的思想相联系，具有积极意义，抛开君主极权的外壳，有其合理性。客观地考核，用公平的尺度课考，是结构合理及公正社会所需。韩非说：“官职所以任贤也。”就是说，官职本应由贤者出任。贤能之人管理社会，这与韩非所希冀的理想社会——一统与法的社会是一致，这也符合自然大法之道的要求。但是每个贤能之人与各个时期的法制又不是无矛盾的。所以韩非说，贤、势是不相容。既要重贤，又忌贤防贤，就是贤与法、术、势的冲突。韩非从其道与法关系和法治理想出发，终偏坐到防贤而强调法、术、势的一边。结论就是在法治的前提下，韩非重视举贤。法在前，人在后仍是一种僵死的对待，这个法一般是扼杀人智、人能的。赏罚奖惩是结构社会所必须，通过奖赏与惩罚，引导社会有所遵行与克服，进而维系社会。在韩非之前远古时代就已有赏罚制度，《尚书》中有唐尧之时，三年考绩，或擢或陟。韩非特别强调赏罚的社会示范引导作用，他借用君权，加强赏罚的性，进而在社会推行。韩非还强调赏罚的依据是有功，奖功行赏，无功受罚，在功过面前，赏罚一致，人人平等，赏罚要求公平公正。特别是他既讲罚，又讲赏，从思想方法上讲求全面性。这与韩非自己的整体思想有所偏激不同。
(6)、学思行|孔乙己典型论——《孔乙己》问世百年
(7)、 道、儒、佛家的养生思想：儒家讲的是敬，道家讲的是静，佛家讲的是净．从修为的层次上,我认为一个比一个层次高．
(8)、关于韩非的法、术、势的关系问题，学者多有争论，有人以法为核心，有人以术为核心，有人以势为核心。其实韩非的法家思想结构较厚，总体上他的社会之法依从于自然之道，任法而无为。法治社会是韩非的理想社会。按《礼记‧乐记》的说法，礼、乐、刑、政，皆为治道，韩非重刑罚，强调法、术、势结合的治术，是其刑罚以治的核心内容。从作为具体治术的法、术、势三者关系上来看，势处于核心地位。法律、法规、制度、法令是由官府制定，能否令行禁止，在于君主的威权。势重则法严，势轻则法不行。反过来，法的严格执行，树立起法制的，亦即树立起国家与君王的威势。术与势的关系也是一样，暗箱操作的术，让百官战栗，完全听命于国家、君王，术治自身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术治的威力，造成一种威势，这就是国家、君王的位势。所以法律、法令、制度与位势是互为的关系，终落实到位势的加强上；术治与位势也是同样道理，终加强统治者的威慑力，形成国家、君王的巨大威势。刑政离开礼乐，这种治道是有偏的，维系社会不可能长久，当然只有礼乐而无刑政，也无法维系社会。韩非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
(9)、道家思想主旨是自然和谐，道法自然，以无为治国，讲的是出世，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从创立到现在大约有两千六百多年。；
(10)、对于兵战，他主张采取赏厚罚重的办法，使民不得不勇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严刑之下,变怯为勇,殊途同归。他还提出了全国皆兵以及加强战争宣传的主张，以造成人人闻战则喜，争先恐后的局面。法家已认识到耕和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为战作准备,战又推动农业发展。
(11)、与此同时注重法律的客观性，轻罪处罚，强化法律意识;不赦不宥，认为但凡犯法者皆应挨罚;激励告奸，用法律制裁夺走旧贵族权利。法治派的举措夺走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加强了中间对地方的全面控制。
(12)、「循名责实」也是黄老道家「无为」的治术，一切责成于臣下，只藉赏罚御之即可。配合「循名责实」，则是反对任贤妄举，「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韩非之意，熟贤非贤，此非君王圣智所需费心之事，且中人之君常不辨贤否，若以为贤则举之，便成为妄举，避免此过，非「循名责实」不可，诚其言也。关键就是，人智有限，不必自恃眼光独到，而是藉由按部就班的考核，一步步升官重用，这样，中人之君就可以把国家管理得很好了。
(13)、韩非的法制观点是尖刻、偏狭、片面、僵死的。虽有其敏锐性，但也有偏颇。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根据人皆自私的原理，他反对用仁义说教来治国，而主张用严刑重罚来治国。他说统治者要治理好臣民，只要掌握赏和罚就可以了。其中他尤其强调要重刑重罚。臣民做事必须完全符合君主的命令、要求，有任何一点过分或不及，都要加重处罚。韩非认为只有君主充分掌握刑罚大权，国才能治。刑重才能国治，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实际上刑罚要准确、适中，重要的是民众自主、自立、自爱、自尊。重刑可以得逞于一时，获得表面的国治，其实危机很快就会到来。秦虽统一六国，但二世而亡，“终为天下笑”就是例证。
(14)、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
(15)、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16)、法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性恶”论。认为任何人为自已都有“皆挟自为心。人都是追逐自身利益的。都好逸恶劳。
(17)、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
(18)、韩非是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的，他不为私利，自己是韩国宗室公子，但是主张强干弱枝，防止侧室公子掌握重权。为了推行新法不惜献身，他明知推行新法定会触动到目前当权集团的既得利益，而与当权大臣争斗，“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之前的变法之士吴起被肢解，商鞅遭车裂，仍坚持上书。秦国进攻，韩国危在旦夕时挺身而出，终死于秦国。
(19)、术治派明确提出高统治者必须使用术，君王要以“独视”、“独听”、“独断专行”的手段来推行执政。术治派觉得，“独视者谓明，独闻者谓。能独断专行者，故能够为天底下主”，君王“五庄之机正而天底下治，故一言正而天底下定，一言倚而天底下靡”，君王本人的言论和认为能够确定国家兴衰，表明了独裁专权主义的观念。
(20)、佛家，唯心主义，强调自身修养，讲的是超世，佛教是教育，是教人要深信因果，要得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从创立到现在有两千多年。
2、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1)、学思行|在含忍与自由之间——论杨绛的文化人格
(2)、佛家教义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励人们行善，勿恶；忍耐，戒欲；生灵平等。
(3)、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4)、本次课程的第三天，邀请到蔡毅臣老师主讲《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蔡老师是国家认证管理咨询师，国家认证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北大总裁班特约高级培训师。
(5)、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为历代儒客推崇，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儒家原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百家地位平等。而后汉武帝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思想实施钳制，使儒家重新兴起。
(6)、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7)、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8)、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政治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被誉为"圣人之师"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即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
(9)、二千三百年前，一个叫韩非的中国人也清楚的表达了这个思想，而且在叙述方式上惊人的相似，韩非理论的直接结果，就是促成了战国末期秦国的强大，加速了战国局面的终结和统一王朝的到来。这个思想，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法家思想。
(10)、学思行|张颐武：年轻人热捧“入关学”的思考
(11)、在讲清楚了“道”的原理，即，我们弄清楚了“天”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万物。易经和道家思想都认为在生成原理上，天和万物是一样的。只是老子说得更清楚和明白而已。这就是老子的“天下母”的思想。他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52章)归结起来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来源。
(12)、韩非还主张君主应该“服术行法”，把术与法作为维护政治地位的两手。他为专制君主提供的“术”治手法，具有补充法治、维护权势的动机。实际上，术治的实施是利用了法律体系中程序法的缺失，以毫无规则的方式考核和处置臣属，而对考核的分析引申及处置办法又全在于实施者的“自度”和心臆。面对这种随意而行的法外之术，群臣为了使自己免于术治的陷阱，必然会更多地顾及君主个人的性格心性和喜怒好恶，而放松对法律的顾忌。在君臣双方的戒备中，成文法丧失了应有的信用，法治在术治的实施中被严重削弱，持法之术成了败法之因。而且，韩非是要以隐秘之术君主的一统权势不可侵犯，维护权势的稳定性，但实施那些诡秘狡诈、毫无诚信的卑鄙伎俩，表明了政治权势人物道德的缺失，会加深君臣上下间的互不信任和互相倾轧，既使法治变得徒有虚名，又削弱了势的存在根基，维势之术也变成了失势之因。
(13)、在讲清楚了“道”的原理，即，我们弄清楚了“天”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万物。易经和道家思想都认为在生成原理上，天和万物是一样的。只是老子说得更清楚和明白而已。这就是老子的“天下母”的思想。他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52章归结起来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来源。从这里可以看到，“道”一是指天地‘始”，而更重要的是“天”和“人”的运动规律。以至于中国文化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道”的规律的概念。比如，大道、正道、邪道、道理等等。意即，符合规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规律的就是邪道。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道”作为自己的化身。认为维护君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君王的就是邪道等等。道的这一概念，无论在中国哪一学派中，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所以，如果抽去了“道”的思想，中国文化就要散架。道家的《道德经》指出：“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可以说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及创世论不谋而合。神这一观念往往被人们人格化。基督教认为：神既有人格的一面，也更有超人格的一面，神并非有限的人格所能限定，他是无限的。所以，《圣经·约翰福音》指出“道就是神”，可以理解为，它肯定了道家的道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位造物者。上帝(道)是的，不可能在中国有一位，在西方有另一位。基督教认为天使和人的灵魂都不是神，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他们是被造者。道家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道教把许多古代圣人当作神崇敬，并且向往人能够长生不老。这种在人当中寻找神的思想和追求永生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但只有耶稣才是神借着童女怀孕降生成为人，他既是神，又是人。他通过受难，流血，复活，拯救人类，也证明了他的神性。人相信他，就可以得救，得永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其他任何人都只是人而不是神，是被造者，而不是造物者。耶稣基督是的救世主。《道德经》第78章指出：“是以圣人云：受国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区别，其实从大的方面看，宗教跟思想流派的区别也适合解释道家和道教的区别，比如宗教有比较严密的仪式，有自己的禁忌和制度等等，而什么家之类的思想只强调思想本身，如何去实践则要求的比较少。儒家的核心思想？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中庸之道，中庸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把握阴阳的大智慧，尤其讲变通，中是整全的，但我们无法同时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变成了合理。当它大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大，当它小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小，当它极端才合理的时候，中就代表极端。中庸之道，就是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点，达到以虚控实的目的。仁义礼只是安人法，将心比心平衡的方法。还有经权之道。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14)、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有着强烈的制约作用，对现代法律体系有着深刻的影响。法家"与"阴阳家、儒家、墨家、明家、道德家"被列为"六家"。法家是顺应历史潮流而诞生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法家的崛起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法家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5)、＜爱臣＞篇，讲大臣太贵，则危君王，「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本篇一是强调君王之势，不可分割，故是重势思想，同时也说明，君王必须有驾驭臣下之道，故是重术之思想，文中也提出了不少君王对臣下禁邪之道。
(16)、学思行|陶杏华：道教与精神分析语言观的比较研究
(17)、法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18)、“命由我定，运由我转，无关鬼神乎”这是中国道、儒两家的名言，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来都是个无宗教信仰的国家(是按人数上和老百姓的态度上来说，因为统治中国思想的都是以君臣家国、兄弟义气等方面的，神仙鬼怪只不过是民间传说，用来点缀生活。)即使是现在，真正的教徒数量我们都可忽略不计，所以，才叫道家、儒家、释家，而称为道教、儒教、佛教的较少(境外的佛教不算)，国人一直是把道儒佛当思想系统看待。
(19)、术中还包括不可让臣下测知帝王心思之无为之术，这就进入了黄老道家，其实只是藉由老子的概念术语而说得是法家君王御下之术的观点而已，并非真的老子有此思想。至于儒家与法家的冲突，根本上是概念没有厘清所致，问题不同，重点不同，刻意制造的意见对立，理当消除。消解之后，儒家、道家、法家都应该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的优良思想，应该都要运用。
(20)、关键就是，韩非整理的典籍中充满了兵法之术，臣下之术，以及君王之术，但是他所论的术，主要是为君王御下之势服务的君王御下之术，而这些东西又正好与权臣势如水火，这就是他的命运多舛的根本原因了，韩非自己不是国君，却深思力探国君御下之术，而忘记了臣下自己的保命侧身驰骋之术，莫怪乎身遭刑戮，留下一页历史悲剧。
3、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树立什么
(1)、卷有＜初见秦＞、＜存韩＞两篇，主要处理说秦王之事，与法家思想主题关系较少，暂不论。＜难言＞篇，隐喻自己的处境，以及向君王分析大臣难言之实况，实际上，从这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韩非不黯官场逻辑，缺乏隐匿自己藏身政坛的阴柔身段，满腔爱国的热情，满腹治国的策术，却苦于不能面君尽言，实际上跟儒家知识分子的状态差不了多少，韩非言术，跃然纸上，自己却未必能操作运用，实知识分子个性使然。
(2)、任何一种系统化的思想理论都有自身的生长点和立足点，有其论证说理的根本目的和特定的服务对象。产生于中国先秦时代的各种政治思想都有其特定的本位，如孔子创导的儒家学说是以社稷为本位的思想系统，墨家学说是以天下为本位的思想系统，道家学说是倾向于以个体人为本位的思想系统等等。与此不同，法家则构筑了以君主为本位的思想系统。慎到、申不害、商鞅等前期法家已经表现了对君主和权势的极大推崇，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他从更为精深的理论层面构建了彻底的君主本位观。认识法家思想的根本特征和思想精髓，我们需从韩非的思想理念剖视。
(3)、另外，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奖励耕战”政策和打击“私斗成风”的“弱民政策”，与法家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切不可混为一谈。
(4)、法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以法治国，法家高度重视法制，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重视法制建设，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在以法治国这一理念的延伸下，治理国家应当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5)、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6)、从理论上看，“术”和“势”表面上看是强化君臣上下等级的尊卑主奴关系，有集权专制之嫌，但是，事实上，如果配套实行能上能下的任期制，而不是终身制或退休制，那么，这种奴性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各职能机构的职责和相互隶属关系。
(7)、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
(8)、说到商鞅的政治主张，不得不提到他写的《商君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商鞅法家思想的具体论述。这本书在古代专制社会一直都是禁书，这本书一般只有历朝太子和帝王才有资格学习。
(9)、 首先是起源，我就结合历史知识解说一下。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些人人开始怀疑宗教神话对世界和人生的解释，试图从实际出发去探究世界万物的本来面目，提出一系列普遍性问题，于是，早的哲学诞生了。
(10)、＜主道＞篇，讲君王御下之术，「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对付群臣，「散其d，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总之，君王勿现其欲，免臣测知，勿现其能，由臣自现，以此掌握臣下之效忠而不敢犯难，从而巩固君权。
(11)、佛教是教育，是教人要深信因果，要得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从创立到现在有两千多年。
(12)、耕，即农耕。战，及作战。将这两项统既能提供国家的经济保障，有能加强国家的军事保障。农耕与战事被看做推动国家发展与前进的两个轮子。
(13)、儒家，由孔子将道家思想拓展而形成，积极入世型
(14)、商鞅的法治派注重的法治，高度重视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一切依规而行。法治派的政略要以酷刑厚赏来实行法案，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缺乏赏，凡违法违令得人没有逃罚。法治派注重“以法治国”，规定我国官员学法用法明法，老百姓“以吏为师”。
(15)、 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区别，其实从大的方面看，宗教跟思想流派的区别也适合解释道家和道教的区别，比如宗教有比较严密的仪式，有自己的禁忌和制度等等，而什么家之类的思想只强调思想本身，如何去实践则要求的比较少。
(16)、学思行|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
(17)、怎么来看待《商君书》中的驭民之术？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驭民这种统治术，都是要全面批判的。中华文化中确实是有糟粕的，这个的确是事实，我们不回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确实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有明辨是非的智慧，鉴别善恶的学识。但是《商君书》和法家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认知，鉴别其中善的一面，即正能量的一面，剔除恶的一面，即负能量
(18)、法家得到了秦朝统治者的认可，而秦朝也变得很强大。
(19)、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20)、(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4、法家思想以什么为思想核心
(1)、(公元前455年-前395年)，濮阳人，战国时魏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郡守。主持变法。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这些记载都表明，文侯时魏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贡献。李悝是魏国丞相。
(2)、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就富强起来了。
(3)、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字。居然把统治者，统治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很深刻地理解，所谓的“驭民之术”了。《商君书》可谓是集法家之丑陋和阴损之大成，读后令人不寒而栗。
(4)、十过之文，有些地方文体过于铺排，好音一节所述无据，有违韩非实事求是的原则，又，不听忠臣一节，立场与＜难一＞相反，＜难一＞力驳忠臣的功效，而此章此节则强调不听忠臣之过，笔者以为，＜难一＞确实符合法家立场，但是言之过头，推论过甚，反而失之轻浮，＜十过＞之文，却篇篇都是佳作，不仅值得一读，更宜由君王理解并守护，总之，＜十过＞记取历史教训，都是给君王上课的佳作。与＜八奸＞相同，皆为君王之教育培养而做。
(5)、韩非认为法的来源是道，是社会运行的必然法则，这种法则具体化为法律、法令、一系列制度条文。韩非的法是社会之法，又是合于道的自然之法，其法制思想是较深刻的，有其合理性。这种法具有公开性、公正性、强制性和必然性的特点。他主张法律条文要由官府定出而公布于民，让民众无人不晓，大家共同遵行，体现公正性。这些都具有合理性。但韩非在强调法的强制性时则有法权为君主专制的倾向。由批评儒家礼仁治国而忽视法度的一面，走向了极权、专制的一面，忽视了民本、民权、民主的法制基础。其法成了的外在强制。
(6)、“术”是统治者任免、考察、生杀官吏的权术。术的实质是统治者对属下的制驭、控制之术。这集中体现在用人制度上。韩非认为“术不欲见”，就是通过君主让臣下不知道任免、赏罚、生杀，一任君主掌握。君主要将“术”藏于心中，使群臣猜不透君主的想法。这是一种用人制度，也是一种操纵控制之术。在术治之下，臣民没有一点自主余地，一切权力全部收归君主。表面上看，作为用人制度，术治达到高度的统全国一致，步调统很有力量。其实，臣民完全丧失独立性，成为被动的棋子，没有一点创造力可言，这种统一和集中是要不得的。除奸是术治的重要内容。韩非以规的例证以证常规之事，将常态的人引下人人自危的境地，这种术治必然留下社会灾难。
(7)、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8)、1996年9月，获华梵大学哲学系专任教职，前后九年，历任课外活动组组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并于2005年转任台湾大学哲学系，经历课外活动组主任、学务处副学务长、学务处学务长、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期间亦曾担任易经学会理事长三年、中国哲学会秘书长八年。由于个人行政经验丰富，因此对于中国哲学与领导管理的实践，便深有体会。
(9)、哲学的作用。未学习哲学之前，我都很难理解这些抽象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学进去了才发现，生活真的是处处有哲学，哲学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可以把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的思想，由此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把握好哲学，我感觉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一定的俗气和幼稚。不难发现，学习好哲学之后，我在看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人生问题的时候，思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沉稳，更加冷静，思考问题特别的辩证，思考内容的角度也更加全面，这些在某些网络论坛进行辩论、贴吧发言和平常与人交流中都有所体现，就是在回答你这问题的时候，思绪措辞也比未学习哲学之前变得更加严谨、更加符合逻辑。
(10)、你如果近距离观察那个时代的诸侯各国，你会发现不仅是秦国用商鞅的法家思想变法图强。韩国任用的申不害，魏国任用的李悝，楚国任用的吴起，吴国任用的孙武，或多或少从思想光谱上来看，都比较接近于法家思想。
(11)、经过一千年的融合，在宋代，道、儒、佛已经三位一体了：以道行、儒礼、佛法为灵魂影响着每一位华夏子孙。
(12)、 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中庸之道，中庸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把握阴阳的大智慧，尤其讲变通，中是整全的，但我们无法同时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变成了合理。当它大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大，当它小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小，当它极端才合理的时候，中就代表极端。中庸之道，就是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点，达到以虚控实的目的。仁义礼只是安人法，将心比心平衡的方法。还有经权之道。
(13)、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春秋中期的管仲、春秋末期的子产、战国初期的李悝、吴起，战国中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以及战国末期的韩非。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子是战国时期韩国的侧室公子，思维缜密但不善言谈，还有些口吃，见韩国国力弱小，多次向韩王陈述自己的政见，都没被采用，愤而著书，文章传到秦国，秦王嬴政大为佩服。后秦国攻打韩国时，韩非出使秦国劝秦攻打赵国以解韩之危难，被李斯、姚贾所害。
(14)、因此耕战是“治国之要”，千方百计奖励耕战,诱之以利,把民众引到耕战的轨道上来。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减轻农业税收，对于力耕者赏以重爵；采取愚民政策,使农不得不耕,力耕得利，力耕有赏。
(15)、《韩非子》书中不少对儒家的批评，但笔者认为，法家对儒家的批评，都是概念上的错置与误用，假仁假义假贤假儒者多，但不能以现实上的伪儒以为真儒与真儒学而批判之，儒法两家都是国之利器，必须互为融通。《韩非子》书中有对老子的吸收，事实上，道法两家性格不同，法依君王说，道依臣下说，君王之「无为」为不显露己意之隐匿之举，老子之「无为」为不驰骋私欲而关爱众人以团结人心而成就大事，实有别矣。儒法有正面冲突，但可实际融通。
(16)、法家认为,“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力量决定一切,而力量来源于农耕和兵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