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对中国人的评价
1、孟德斯鸠 中国人
(1)、有记载，南宋在四川破获了一个假钞团伙，成员有50人，至少印制了30万张假钞，面值从十贯到一千贯，假钞质量高，让人真伪难辨。而大的假钞团伙是金国境内的红袄军，全靠印假钞来发军饷，他们手里有官方的制钞模板，品质上可以算是真钞了。
(2)、就风俗习惯与法律的一般关系而言，法律是制定的，风俗是出于人们的感悟；风俗以人民的一般精神为渊源，法律却来自特殊的制度。法律规定公民的行为，而风俗则体现为人的行为。不过，风俗固定了，就可以成为法律。法律可以用法律来改变，习惯只能够用习惯来改变，如果用法律来改变习惯，则是“悲惨”的。(118)
(3)、不过，对于孟德斯鸠对中国“礼”的界定和评价，严复则“不觉低首下心，而服孟德斯鸠之伟识也”。(129)严复说，依照曾国藩的说法，“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而其中的礼却是无所不包。《周礼》、杜氏之《春秋释例》、唐杜佑之《通典》，以至宋之张子朱子，清代顾氏等巨儒家，都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纂《礼书纲目》，秦氏修《五礼通考》，“吾国之礼，所混同者，不仅宗教、法典、仪文、习俗而已，实且举今所谓科学历史者而兼综之矣”。(130)宋代以前，中国儒者注重行为规范，宋明之后，儒之形而上与道释结合，讲求性与天道之义。
(4)、在他与黄某的谈话记录中，这种态度更为明显。他说：“让我们摆脱成见吧，我们把他们(中国人——笔者)说得如此之好，未免言过其实。”“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如此令人赞叹，鞑靼人怎能转眼之间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
(5)、在一个皇权不下乡、百姓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古代社会，造假者不一定会受到谴责，反而有可能会成为当地的英雄。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多古人的法制意识不是淡薄，而是根本没有。
(6)、郎治,《北方游记》(L.Lange,VoyageduNord,1711年)
(7)、说实话，假如中国历史一点也不悠久，不辉煌的话，只比非洲部落强一点的话，我愿意相信西方人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但历史事实刚好相反，中国历史记录全，完爆其他任何国家。所以，我就要反驳了：第对比中西方古代的文物数量，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只是野蛮人而已。中国人进行考古发现时，通常是无意间发现古墓，然后从经常性一次就从里面发掘出一座博物馆。比如海昏侯墓，出土金饼、马蹄金等共120公斤，还出土几百万枚铜钱，重达10多吨，其他生活物品无数。其他的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中山靖王墓等也与此类似。
(8)、这种法律的主要目标是太平，是让老百姓勤劳刻苦，让他们能够平静地生活。为了太平，便要提倡服从，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属于道德范畴，在中国却具有法律的效力。老百姓既勤劳刻苦，生计也就比较容易得到保障；人民能得温饱，国家也就处于相对的太平之中。他认为，这种融礼仪、风俗、道德为一体的法律是中国古代的君主所制定的，数千年来行之有效，历代的皇帝不得不予以尊重，人民也习惯地予以遵守。所以，中国是一个既无法律又有法律的国家，与其它专制国家不同。
(9)、《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德〕恩格斯《哲学笔记》〔俄〕列宁
(10)、孟德斯鸠了解中国的另一个途径是与中国人以及到过中国或熟悉中国的法国人交往。
(11)、老子讲的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与of归属于人民，by权力让人民来行使，for政府以人民为目的林肯还是有质的区别。老子讲的出发点是为了治理，而林肯的出发点是人民的权力。但老子能讲这个已经很好了，放到现在，其思想是政府无为而民众有为，企业有为。
(12)、我特此记录阅读这本名著的心得，可以说是总结关于阅读的体会。
(13)、少年见姑娘沦为世俗的村妇，大着肚子在村头树下和老娘客拉家常。
(14)、孟德斯鸠对这次谈话极为重视，从现存遗稿中已发现记叙这次谈话的三份笔记，长的一份达二十余页。一份见于《随笔》，仅数行，记述了黄某在这次谈话中叙述的他初到巴黎时的心情。第二份未收入现有各种版本的《孟德斯鸠全集》，它是五十年代末在波尔多市立图书馆发现的。这份材料与上文提到的孟德斯鸠阅读《中国贤哲孔子》等书的笔记同写在一册上，故可推定写于1713年即与黄某谈话后不久。这时，孟德斯鸠已开始酝酿《波斯人信札》。后来，《波斯人信札》利用了黄某的形象和黄某谈话的内容。
(15)、少年终迎娶了一个中产阶级女，她知书达理，工作稳定。而当年村头的那个马尾辫大眼睛姑娘，嫁给了隔壁村的癞子王二。
(16)、第孟德斯鸠认为，由于气候的影响，中国人趋向奴性，所以，以孝悌为主要内容的伦理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统治者将孝悌观念应用于政治，要人民尊君为父，而君主也待民如子；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象是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的亲人。孟德斯鸠说：“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由于这种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并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贯彻，因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之中就减少了一些对立性，中国的专制制度就比其他专制国家显得宽和些。
(17)、读黑格尔的书，给人这样的印象：中国人人格薄弱，缺乏信仰，成了“家长”庇护下幼稚的“孩子”。因为是“孩子”，又没有对神的敬畏，因此也是轻松与调皮的。他们无法无天，蔑视秩序，取笑道德，喜欢“造反”。这一切来自于“孩子”的天性，带给“孩子”新鲜和刺激，也加重了“家长”管理“孩子”的社会成本，专制与刑罚成为常事。
(18)、耶稣会为好些中国人，特别为两位厚助善待他们的宗亲王贵胄，招致杀身之祸。这些教士来自地球的尽头，使中国皇族内部失欢不睦；使两位亲王死于极刑。
(19)、C.Visdelou(汉名刘应),《鞑靼史》(HistoiregénéraledesTartares)
(20)、尽管，他们汲取了东方文明优越的成分，比如英国和美国学习了科举考试创造了现代的文官考试制度。而所谓“停滞的中国”取得的成就更是不容小觑，他的人口翻了两倍，达到了三四亿的规模，国民个人收入水平和欧洲也相差无几。我们的文明只是在我们的发展方向上迈出了一步，尽管缓慢，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他有自我突破的可能。
2、孟德斯鸠笔下的中国
(1)、第孟德斯鸠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风俗和礼仪。他理解的中国之礼，更倾向于是一种礼节和无需理解的直白行为方式，内容上间接包含了宗法的行为规范和利他主义的内在动力。孟德斯鸠把这种礼视为一种道德，因此他的结论是：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并没有明显的区分。与同时代的伏尔泰不同，孟德斯鸠对中国的风俗礼仪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礼仪一成不变，而且中国人不讲信义。不过，中国之“礼”客观上又阻碍了专制主义，中国人的道德至上又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带有了贵族和民主的性质。
(2)、对于孟德斯鸠所谓中国人善于欺骗，严复认为是“真可谓中吾要害者矣”。(131)所以如此，在于中西不同的社会观，西方人的自由主义本意，是个人之事，每人有自由，如有侵犯他人自由，那么每个人都有权追究；而中国的信念则是，社会之事乃是国家之事，惟有官方才有权力处理个人之间的纠纷。如果人民想要图谋社会之事，则被视为“不安本分之小人”。在此环境之下，中国人“为诳好欺”就不足为奇了(132)。
(3)、你看，我们天天在进步，天天在更新，然而那个东方世界却数千年如一日的停滞和轮回。
(4)、地缘政治学及法律理论，在西方有一条明显的思想史脉络。(109)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希腊政治的时候，就说希腊处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同时具备了东西方的优点。希腊之所以不能够长存，只是因为希腊各城邦四分五裂，不能够形成合力成为强大的帝国(110)。法国的布丹在其《简明历史认识论方法》中也说，北方人身体强壮、勇敢冒险，却头脑迟钝，科学技术由此发达；南方人体质较弱却聪明伶俐，宗教与哲学由此发达；而法国人正处于两者中间，因此擅长政治与法律理论。(111)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是这种地缘政治学的延续。不过，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严复更欣赏孟德斯鸠的理性主义理论，而对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说却持否定的看法。
(5)、疑罪从无——孔子曰：大辟，疑，赦。五刑，疑，赦。孔子提出疑罪从无，利于被告的无罪推定论。孟德斯鸠领先了1800年。
(6)、再往前，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也认识到地理环境的重要性，他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
(7)、中国的君主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起义，不得不对专制统治有所节制，以防不测。为此采取这样一些措施：(1)不实行欧洲那种包税制，以免人民受包税人盘剥；每当发生灾荒时，皇帝还下令减免部分赋税；(2)政府鼓励耕织，兴修水利，以增加生产，使人民不致挨饿。为此皇帝还身体力行，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3)不实行卖官鬻爵的制度，而以科举取士，使各阶层人民均有做官的机会；(4)宫廷设有谏官，专司指陈君主过失之职；对各级官吏均建立监察制度，论功行赏，按过处罚，因而政治比较宽和；(5)提倡以儒教为中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以减轻法律的酷烈。
(8)、但实际上，很难说“中国人一直有这样的习惯”。康熙年间只能说发现了种牛痘的方法，离大规模普及差得远，不然为什么到了近代许多慈善家做慈善的时候仍然把种痘放在首位呢？这说明提升到“习惯”这个上面来说，显然是欠妥的。
(9)、一般地说，他们对中国褒多于贬。他们的著作以《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华帝国全志》为代表。孟德斯鸠在1734年前后开始阅读《耶稣会士书简集》，而他阅读《中华帝国全志》则在1735—1738年间。
(10)、在1700年1月7日的法国宫廷聚会上，路易十四穿着中国服装，坐着八抬大轿出场，贵族们亦同时穿戴着同款服饰。这只是欧洲东方热的一个缩影，在不少画家的画作中，我们都能发现中国瓷器的存在。
(11)、孟德斯鸠的面积大小与政体相关的理论，曾被美国的制宪会议参与者予以发展。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联邦d人主张建立一个联邦的统一的国家，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孟德斯鸠的理论。(88)大国应该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样有利于集中权力和实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同时，为了防止专制主义，就应该建立各州相对独立之上的统一联邦。这样的联邦就不再是专制主义，而是共和主义。
(12)、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历史近乎空白，大航海之前的西方历史默默无闻，在世界上毫无影响，在中国史书上基本没有记录。
(13)、第孟德斯鸠对他那个时代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评论进行了质疑。他说，杜亚尔德的《中华帝国志》、德麦兰和巴多明神父关于中国政治的书简，对中国政治称赞有加，称中国“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孟德斯鸠的疑问是：“是不是我们的传教士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了呢？是不是因为在那里，不断地行使单一的个人意志，使他们受到了感动呢？”(47)孟德斯鸠说，不可否认，中国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风俗使中国的政治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其共和国需要监察制度，而专制国家并不需要监察官，但是，中国例外，它有自己的监察制度。(48)其在中国，刑罚越增加，他们就越临近革命。这一点类似于共和国和君主国。(49)其中国既不同于完全专制的俄罗斯，也不同于共和的英格兰，因为俄罗斯抢劫经常杀人，英国抢劫从来不杀人，而中国抢劫不常杀人。(50)其专制国家是需要奢侈的，但是中国人口众多。人口和饥荒遏制了奢侈，中国的皇帝为了维持帝国的存在，就鼓励勤劳和节俭。这使得中华帝国带有共和国的特点。他举例说，唐高祖所谓“一男不耕，一女不织，帝国内便有人受饥寒”，明朝永乐皇帝禁止挖宝石、关闭矿山，都是皇帝提倡节俭的表现。(51)但是，孟德斯鸠设问：“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够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52)在他看来，秦朝和隋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君主们不愿意行使一般性的监督，而是事事都让自己来管理。(53)西方早期的传教士赞美中国的政治，也许是他们被中国政治的外表所迷惑，也许是来自气候的物理原因，中国政府没有达到专制政治应有的腐败的程度
(14)、 人类的道德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宣称有5000年光辉灿烂文明史的当代中国社会，即使不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道德崩塌的社会，中国人道德水平的低下也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原因何在？许多人、也包括许多学者，认为是文革阻断了中国人对传统美德的传承，而改革开放后的商业竞争更进一步造成了中国人拜金主义思想的盛行与道德的沦丧。中国学者与300年前的西方学者孟德斯鸠，孰是孰非？如果孟德斯鸠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一个结论也是明确的：在今天的中国，不但普通民众，即便是学者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都尚未达到300年前西方人的水平。
(15)、《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文心雕龙》〔南朝梁〕刘勰《李太白集》〔唐〕李白
(16)、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评价中国，中国有开明的政治：“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有完备的体制：“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有良好的道德：“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
(17)、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转换，也不过是一段单相思诱发的情史。
(18)、第礼与法结合。孟德斯鸠评论了中国礼法之间的关联性，近似地描述了中国古代社会亲亲尊尊和家本位制度。为了帝国的太平，人民就要孝敬父母，恪守孝道。尊重父母，扩展到尊重像父亲那样的人，比如老人、师傅、官吏和皇帝。反过来，作为回报，老人、官吏和皇帝要以爱还报卑幼。“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124)
(19)、中国是一个混合政体；它因君主权力极大而具有专制政体的显著特点；……它因拥有固定的法律和正规的法庭而具有君主政体的成分。
(20)、其义务乃本于情义而自课者，初非外来强权之所加；是道德上之义务，非法律上之义务。各人站在自己立场则相争，彼此互为对方设想则相让。中国实吃亏在讲礼让，看对方重于自己，超过了“承认旁人”那句话，与起因在不顾旁人者适相反。近代西洋人既由相争而达于互相承认，两得其平，此时乃信有非中国之所及者。然其不及，原从有所超过而来，并不是因不及而不及的。
3、孟德斯鸠说中国人
(1)、魁奈则更进一步，他驳斥孟德斯鸠道：“世界各国都因宗教缘故惩处过大量殉教者……但此事与中国的专制主义毫不相干……”
(2)、《周易》参读《周易大传今注》高享编注参读《周易译注》周振甫译注
(3)、那么，地理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究竟有多具体呢？我们能不能突破它的限制，又该如何突破？
(4)、停滞落后腐朽的东方文明形象，有利于证明欧洲人自己已经足够先进、足够发达、取得了足够的成就。
(5)、拉克鲁瓦,《成吉思汗》(LaCroix,HistoireduGrandGenghizcan)
(6)、严复对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有些时候持赞同态度。比如，中国北方人受刑的时候，不畏楚痛，有着惊人的忍耐力，而南方人则少见。他称，英国人戈登辅佐李鸿章平捻军之所以喜用中国士兵，就是因为“扶创虽剧，在欧卒为无望者，吾卒多不死”，并道出了“大抵文明之民，其熬楚痛，常不逮于质野”的看法(105)。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严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提出了异议。在《孟德斯鸠法意》的案语中，他说，按照孟德斯鸠的理论，欧洲自由在于寒带与热带之间有温带作为缓冲，而亚洲则缺乏中间过渡带，强弱对峙，因此没有自由。严复批评道，亚洲的东南群岛和中美洲的诸国都处于温带，理论上应该成为强国，但是事实上，“何四千余年寂寂无颂声作耶”？他说，孟德斯鸠过于看重“天时”，而未周密考虑“天时、地利和人为”，孟德斯鸠的理论“不圆易见”“未见其说已密也”(106)。
(7)、譬如启蒙运动的时候，孟德斯鸠一开始针对的话题为“是国家制度为道德风气所约束，还是道德风气为国家制度所约束？”而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发现自己怎么也避不开地理环境这一重大要素，于是，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地理环境和人的关系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表述。
(8)、对父亲的敬重意味着父亲以关爱回报子女。与此同理，长者以关爱回报幼者，官员以关爱回报属下，皇帝以关爱回报臣民。所有这一切构成礼仪，礼仪则构成民族的普遍精神。
(9)、人们疯了一样的寻找东方，寻找去往东方的全新道路。
(10)、而在当时西方人的认知中，东方的帝王被认为是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王的存在，他由理性训练而成，不受神性的束缚。
(11)、经早年在朱利学校(CollègedeJuilly)求学时的师长戴穆莱(Pierre-NicolasDesmolets)的介绍，他结识了汉学家富尔蒙(Fourmont)和东方学家弗莱雷(Fréret)。富尔蒙对汉学有精深的研究，参加过汉语语法和辞典的编纂工作。他与在华的法国传教士长期书信往来，对中国的情况了解较多。关于孟德斯鸠与富尔蒙的交谊虽未留下文字记载，但有一件事使我们有理由推断，他们的关系相当密切。
(12)、 “中国人以撒谎著名，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怪，都不觉得可耻。”
(13)、▲ Geoffrin夫人的沙龙读伏尔泰《中国孤儿》，孟德斯鸠、卢梭等均在图中
(14)、《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明夷待访录》〔清〕黄宗羲《儒林外史》〔清〕吴敬梓
(15)、其实，即使是同时代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也不一样。
(16)、 中国的历史悲剧在于绵绵长城挡不住鞑靼文明的入侵。这个文明入主中国，布罗代尔所说的“亚洲铁锤”抡向柔弱的农耕文明，阻止了中国的进步，并伤及民族精神体格的“脊柱”与“膝盖”，迫使它弯腰跪下，养成可悲可耻的“奴才”品性，并有了说谎的习气。这个鞑靼的幽魂，曾走进黑格尔的研究视野，为什么不从民族文明被强暴的视角找到中国落后的原因，为什么把满清一代的文明视为中国文明的全部。中国有满清还有汉、唐，何以不见？黑格尔是讲“辩证”哲学的，但他的中国观太笼统，很不辩证。
(17)、首先，大逆罪。中国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但是，“不敬”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作为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报纸报道失实，是对皇帝的不敬；在皇帝朱批的上谕上记字，也是不敬，孟德斯鸠统称为一种专制主义，(69)因为“凡是不能够加上其他罪名的人都可被控以大逆罪，因而任何人也就都可以被加上这样的罪名了”。(70)
(18)、 这里面倒是还有一个因素起了不小的作用，那就是1980年代也正是因战争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们回国定居的大潮，电视、报纸对残留孤儿的连篇累牍的报道，也让日本人对当时来日的中国人都带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这也是当年日本人对当时的旅日华人抱持好感的主要原因。
(19)、孟德斯鸠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虽然没有他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特别是没有以限制君权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法，但是，中国却有效力与法律相似的道德、礼仪和风俗。
(20)、孟德斯鸠还认为，纵然有了基本法和“中间体”，若无三权分立制以权力约束权力，握有权力的人必然滥用权力，使君主政体蜕变为专制政体。中国的皇帝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绝无三权分立可言。因此，中国只可能是专制国家，此其三。
4、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
(1)、由此不难看出，孟德斯鸠确实也看到并承认中国有不少可取之处，中国的政体具有一些为专制政体所不应具有也不具有的优点。但是，他总是用地理、气候等客观原因加以解释，尽管这些解释并非总有说服力。中国是专制国家这个结论在他的笔下始终不曾动摇。
(2)、这部游记对孟德斯鸠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安逊的这部游记初版于1749年，那时，不仅《波斯人信札》已出版二十余载，《论法的精神》也已问世一年。这就是说，孟德斯鸠在写作这两部名著时并未利用安逊提供的材料；换言之，安逊的游记对孟德斯鸠中国观的形成没有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看法，早在安逊的游记出版前就已基本形成。
(3)、 在十八世纪相隔遥远且交通不便的大洋彼岸，孟德斯鸠何以获得有关中国的讯息？后来的研究表明，孟德斯鸠通过与几位曾在中国居住过的传教士的交往，获得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对古老中国的观感亦由此产生。
(4)、从1713年与黄某谈话到1755年与德梅朗争论，四十余年中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兴趣长盛不衰。这个时期，正是在华的欧洲传教士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达到高潮，关于中国的著述大量出版之时。马勒布朗施(Malebranche)、德絮基(DeSurgy)、普阿弗尔(Poivre)等学者有关中国的著作也出版于这个时期，更不必说1729年问世的西鲁哀特的著作。这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孟德斯鸠都有机会谈到，只是我们目前没有材料加以确证。
(5)、“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感情有关系”。
(6)、从很多史料里都可以看到假货横行，宋代科学家苏颂，也是一名进士，曾经调查过汴梁城里的假肉，一些黑作坊把死马肉冒充昂贵的獐肉、鹿肉，还让人吃不出来。
(7)、中国文化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8)、从方法论上考察，孟德斯鸠已经开始超越18世纪。18世纪的理性主义法律理论是缺少历史根基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并无历史的根据。这也是自然法理论遭到19世纪以后西方法学攻击的原因所在。而在孟德斯鸠那里，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却盘结在一起。理性主义让他反对专制，提倡共和，主张权力分立以保障公民政治自由和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而历史主义又让他趋向保守，称“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够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凑巧的事”“如果征服者想把自己的法律和习惯风俗强加于一切民族，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13)从否定的意义上看，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是冲突的，孟德斯鸠并没有提出一贯的自洽理论，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孟德斯鸠的理论宣告了18世纪理论的终结，预告了19世纪的法律历史主义。孟德斯鸠由此被后人称为历史法学、社会法学和比较法学的先驱。
(9)、这俩狱友为了打发狱中的时间，马可波罗这文盲对鲁斯梯口述了他在东方的见闻，出狱后《马可波罗行纪》大卖，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风靡了整个欧洲。
(10)、正因为孟德斯鸠对中国并非毫无偏见，所以，尽管他与伏尔泰等人所接触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大体相同，但他对中国的看法却与伏尔泰等人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是暴戾的专制国家。
(11)、其实很多中国人都是像他这样想的，觉得只要有利可图，造点假没什么，只要不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就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想要杜绝假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2)、国家疆域庞大，不方便治理怎么办？他们想出了郡县制，2000多年来，县的基本功能就没有彻底变过，一直沿用到今天......
(13)、寒冷的气候让北方人精力充沛、自信、勇气、优越感、少复仇、有安全感、直爽、少猜忌策略和诡计；炎热的气候让南方人精神懒惰、心神萎靡、感觉敏锐。因此，北方人邪恶少、品德多、诚恳坦白，像青年人一样勇敢；南方人远离道德边缘，易于情欲犯罪，像老头子一样怯弱。
(14)、人格构造的萎弱，信仰体系的坍塌，后造成中国国民性的障碍性异化。中国人为求生存，可以忍受贫穷的煎熬、异族的压迫，以至被羞辱而无动于衷。
(15)、南北朝时期的人发明了灌钢法，制作出锋利的兵器。宋朝人发明火药，元朝人发明了金属火炮、火铳等。
(16)、黑格尔：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到孔子时，指出孔子没有“思辨哲学”，《论语》中只有一些“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更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
(17)、然而，内心稍微平静，即由黑格尔的中国批评想到鲁迅的国民性检讨。他写《阿Q正传》，对中国旧文化的针砭力度有过于黑格尔。
(18)、 如果你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如果你不是带着偏见或有色眼镜去观察那里的社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你一定会发现，三百年“无情的”商业竞争或市场经济在创造了富裕文明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地具备了美德。可以说，写在中国古书中的那些美德，在西方社会的市场竞争过程中，被人们广泛地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当然，那里的生活并不是的，但这并非商业竞争或市场经济之过，而恰恰是由于人们不能深刻理解市场经济而犯下的诸多错误所导致的。例如高社会福利政策导致的文明与美德的衰退。
(19)、安逊,《环球游记》(G.Anson,AvoyageroundtheWorldin1740-1744,1749年)
(20)、《国史大纲》钱穆著《圣经》《国富论》〔英〕亚当·斯密《论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鸠
5、名人对孟德斯鸠的评价
(1)、尤为突出的是，严复翻译并评论了《法意》。虽然有时候称“孟氏之言，直百解而无一可通者”，(27)但是他更多时候则发出这样的感叹：“吾翻译此节之文，不觉首俯至地，而叹孟德斯鸠之精神为不可及也”，(28)“吾译是书，至于此章，未尝不流涕也”。(29)对孟德斯鸠的认可甚至崇拜，加上对中国问题的体会和认识，严复广泛地比较了中西法律和法律的精神。“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东方之君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西方之伦理，先有义而后有仁，而东方之伦理，先有仁而后有义，“此东西治制之至异也”。(30)“法堂之上，吾民匍匐，而彼坐立焉。朝觐之际，彼族鞠躬，而吾泥首焉。”
(2)、 但在大约300年前，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贸易的法律使风俗纯良，贸易的自然结果是和平。”这一思想被更为精辟地总结为：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将“无情且充满铜臭味”的商业活动与人类的美德、纯良及和平联系在一起，并宣称商业是人类美德的源泉，听上去似乎荒谬至极。显然，西方文明对商业与商人的认识与中国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3)、每个民族的性格各不相同，西班牙人以信实著称，宁死不愿泄露秘密，但是天生懒惰，使得它的贸易都为其他欧洲人所经营。中国人与西班牙正相反，“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119)这里，孟德斯鸠提到了中国的礼仪，在他看来，风俗与礼仪的区别，在于风俗涉及人的内心动作，而礼仪则涉及人的外表动作。
(4)、孟德斯鸠在其著作中虽然数百次谈论中国，但他却不是那支歌颂中国合唱队的成员。相反，他对中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对中国的政治制度颇多批评和指责，因而引起伏尔泰和魁奈等人的不满，屡屡遭到他们的反驳。论者历来比较注重对中国持颂扬态度的伏尔泰等人的研究，这当然完全必要。但是孟德斯鸠既是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了解和研究中国方面又花费了很大精力，对中国的看法有其独到之处，所以我们似乎不应对他冷落。本文试图就此问题抛砖引玉，以求教于专家和识者。
(5)、《约翰·克利斯朵夫》［法］罗曼·罗兰著傅雷译
(6)、孟德斯鸠从黄某口中了解到的中国远不是那样美好的。黄某说，中国刑罚酷烈，凌迟处死时将犯人割成六十余块，而且必令其割至后一块方断气，否则行刑的刽子手将被处死。他还说，中国的新皇帝继位时，将先皇的三宫六院全部送到市场公开出售。这种说法出自一个中国人之口，当然会给孟德斯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对传教士所记述的中国的种种美好之处不予置信。
(7)、《人间词话》王国维著《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著《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著
(8)、南宋还有个知府不小心买到了假药，把药铺老板抓起来打了六十大板。知府明着说其他东西造假我可以不管，药材怎么能造假呢？这是要出人命的。
(9)、如我所见，中国不及西洋之处，一切皆同此例。这又是希望读者记取的。中国人因集团生活之缺乏，而缺乏公共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治精神(见第四章)；一句话总括：缺乏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公德。其所以被人看作自私自利多半为此。西洋人之有公德亦不是天生的。既锻炼于血的斗争，又培养于日常生活，其开端盖在宗教组织，而从中古都市自治以还乃大为成功(见第三章)。公德所由养成，端在公私利害之一致；为公即所以为私，为私亦势须为公。譬如在国际经济竞争下，一个国民总要用他的国货，这固然可以说他爱国，但他却亦正是要巩固他的生计。又如在政d选举竞争下，一个d员为他的d而奔走，这固然可以说他忠d，但他却亦正是在争取他的前途。往时教徒于其教会，手工业者于其行会，近代产业工人于其阶级组织……其例甚多，不必悉数。
(10)、一个大哥叫做鲁斯梯，比萨城的骑士，非知名三流作家。
(11)、英国、美国等不得不专门对大班们进行培训，使他们成为茶叶专家，才能避免被骗。清朝后期，随着出口量的增加，有人发明了染色茶叶，还把石灰等杂质混进茶叶包，变着法地坑洋商的钱，逼得洋商只能在装船前检验每个茶包，大大损害了中国茶叶的声誉。
(12)、第孟德斯鸠与中国的连接点，在于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兴起。他的《论法的精神》，连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密尔的《自由论》、斯密的《国富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成为中国近代启蒙学者西学的原典。严复和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学者从他那里获益颇多。西方启蒙学者与中国启蒙学者的结合，开启了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不过，启蒙毕竟是启蒙，启蒙不能够替代科学的研究。以严谨的研究精神来认真对待中国法律传统，还有待于后世的法律社会学家和法律史学家。
(13)、在他们的著作中，这样因为遥远产生的误解比比皆是。这就好比村头那个姑娘一个月才给家里洗一回衣服，剩下都是她母亲做的，但那个少年只见了她做家务的时候，于是乎就给她下了个结论“真是个贤惠的姑娘！”
(14)、 此次结集出版的《孟德斯鸠论中国》，收录了散见于《论法的精神》《欧洲游记》《随想录》《地理》《随笔》等著作中有关中国的论述，通过这些论述，或许可以向读者提供一个研究孟氏及其思想的不同视角。
(15)、近代中国人处于对清朝的厌恶，对本国历史的不自信，基本只接受了西方人的负面评价，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历史、数学、科学、哲学等。总之，一句话，好东西都是西方人创造的，中国人只有一些低级的拿不出手的东西。
(16)、”得道“才是人生的目标。道生万物，钱也可以生万物。钱能变出人间的一切，比如幸福、快乐、满足、名声、地位、权力，也有算计、痛苦、争斗、厮杀、牢狱、毁灭等等。
(17)、不同政体之下，妇女的角色和地位各不相同。因此，共和国要求妇女德性、庄重、贞洁和质朴，摈弃风流情场的交际。希腊各城市有职官监督妇女，罗马家庭法庭审判妇女违背风俗的行为。在君主国，妇女在宫廷里自由出入、无拘束有风度；在专制国，妇女是“奢侈的对象”，“地是奴隶”，(81)君主幽闭了众多的妇女。
(18)、孟德斯鸠虽然没有机会亲眼见到中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应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这为他研究和论述中国，并将对中国的研究和认识作为建立自己学说的原材料和基础之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他与伏尔泰、魁奈一样，被公认为十八世纪对中国了解多的法国人。
(19)、于是乎，一旦这样的形象不能为欧洲的发展服务，他的形象就会发生倒转。
(20)、严复在翻译《论法的精神》的时候，对于中国的政制多有评论。他说，孟德斯鸠所谓“民主制”和“贵族制”，东方早亦有之。中国西周时期就有了类似意义上的“共和”一词，(56)不同的是，“东亚则以宗子而成继天立极之至尊，西欧则于游牧之时已著民族之平等”，(57)“是故中国君主也，而有三纲，美洲民主也，而父子兄弟平等”。(58)
(1)、“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小孩子拿到低分尚且害羞改进，相信中国人知耻而勇，终将文明进取。也相信黑格尔如果沉眠醒来，会收回那句“名言”，并对当下德国市民说一声：中国“精神”已经进步，你们不可自满，要讲“辩证法”。
(2)、孟德斯鸠(CharlesLouisMontesquieu,1689-1755)既是18世纪理性主义法学的总结者，又是19世纪法律历史学和社会学乃至比较法学的奠基者。从理性主义立场出发，孟德斯鸠评论过古代中国的法律专制主义；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他描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其中包括风俗礼仪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地理环境与法律的关系。本文的主题就是从孟德斯鸠的总体理论中剥离出他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图画，展现出一个西方18世纪的理性主义学者如何评判一个东方帝国的法律制度。与此同时，参照严复在译本《孟德斯鸠法意》中的评论，本文试图发现孟德斯鸠论中国法过程中的真实之处和不实所在，从而判定孟德斯鸠论中国法的理论价值与缺陷。
(3)、 笔者曾途径沈丹高速抚顺路段的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停好车，走进服务区的小型超市。“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一位姑娘微笑着说。“你好，谢谢！”我微笑着回应。买完东西结账，“再见，欢迎下次光临！”姑娘再次微笑着说。我当然也再次微笑着回应：“谢谢，再见！”然后我问到：“姑娘，有多少顾客会像我一样回应你们的问候和微笑？”姑娘想了一下回答到：“几乎没有。”
(4)、为此，我们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复旦教授葛剑雄先生，带大家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切入，用50个关键词深度解读中国史。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中国史，也能够透过历史启发个人的思考。
(5)、《复活》〔俄〕托尔斯泰《物种起源》〔英〕达尔文《城堡》〔奥〕卡夫卡
(6)、中国的气候和面积使中国政治适于专制，不过，孟德斯鸠也认为，中国的江南和浙江虽然美丽而富饶，但也是经过辛勤的劳动才得以维持的，这就使得中国的政治必须遏制专制、倾向于宽和。中国的帝王“平治了洪水，帝国版图上出现了这两个美丽的省份。这两个省份土地肥沃异常”，“要使帝国这样的一块土地不至受到毁坏，就要不断地用人力加以必要的防护与保持。这种防护和保持所需要的是一个智慧的民族的风俗，而不是一个淫佚的民族的风俗，是一个君主的合法权力，而不是一个暴君的专制统治”(104)。
(7)、经弗莱雷或戴穆莱的介绍，孟德斯鸠于1713年结识了一位旅居巴黎的中国人黄某(Houang-Ji，亦作OuangeGé，中文名后经确认为“黄嘉略”)。此人系福建兴化人，1679年皈依基督教，受洗时取教名为Arcadio。1703年，他随法国传教士ArtusdeLionne(汉名郎洪仁)到法国，在王家图书馆工作。
(8)、 唐朝诗人白居易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诗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商业竞争充满尔虞我诈和铜臭味。商人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一般都是被谴责、鞭挞的对象。而“无商不奸”更是中国人对商人广泛的共识，成为中国人大脑中根深蒂固的潜意识。
(9)、第孟德斯鸠把民主制归结为品德，把贵族制归结为节制，把君主制归结为荣誉，把专制归结为恐怖。在此分类下，孟德斯鸠认定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严复并未否定孟德斯鸠的看法，不同的是，严复不仅仅从“爱共和国”的简单意义上区分共和与专制，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共和的国家，在于中国没有西方社会的平等精神、社会自治和人民的自觉精神，在于中国的皇帝凌驾在法律之上，而不像西方君主那样同样受到法律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