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巴金的作者资料
1、佩珠父亲在上海突然失踪，她委托吴仁民回上海寻找，自己留下来继续朋友未完成的事业。
2、黄裳(1919—2012)，原名容鼎昌，祖籍山东益都(今青州)人，曾任《文汇报》记者。著有《锦帆集》《旧戏新谈》《过去的足迹》《珠还记幸》《银鱼集》《翠墨集》《榆下说书》《来燕榭书跋》《清代版刻一隅》《来燕榭文存》等多种，有《黄裳文集》六卷。
3、走进馆藏区，首先会经过“自然收藏品区”，里面摆放着珍奇的海洋生物、昆虫、矿物石头收藏，精致且完整。这种陈列方式让我想起了摩纳哥的位于悬崖边的海洋博物馆，也是将海洋生物、昆虫、化石及矿物石头的标本详细且有序地罗列在十分古旧的木质书柜里。木质展柜之后，是一些十七八世纪的海军战舰小模型，1686年的枪管，还有1742年法国攻占布拉格留下的五枚炮弹和士兵马靴。“树类图书库”夺人眼球，书库里的每一本书记录着一个树种，封面及两侧都由该树种的原木材而制：树皮的书脊上刻有拉丁文和德文，树皮上长满了青苔。傍边的玻璃展柜里有各个世纪的手抄本福音书，哪怕无关信仰，仅仅是近距离将其视为艺术品般欣赏，都会震撼不已。
4、“文革”结束后，有关部门将巴老在“文革”中被查抄的解放前全部稿费积蓄人民币25万元发还给他，巴老当即捐出15万元，作为他所倡议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第一笔基金。从那以后，巴金凡得到稿酬、版税或文学奖金，全部都捐献给了现代文学馆、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或者“希望工程”。
5、韦君宜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版一本回忆录《思痛录》，后来也有人把它和《随想录》比较，认为《思痛录》思考更深，而且更尖锐、更敏感。我想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作品是九十年代写的，而巴金的是八十年代写的。(关于巴金的作者资料)。
6、1935年，8月，从日本回国。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主编《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生活小丛刊》等。(关于巴金的作者资料)。
7、幼年多病的巴金从来没有读过大学。14岁时，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刚刚一个月，就因病辍学。1925年，他到北京准备考北京大学，但是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无奈与北大失之交臂。因此在巴金的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写，并且因患病而发生情绪、思想的变化，《灭亡》中的杜大心等就是如此。写《灭亡》时正是巴金调节肺病与休养的关键时期，主人公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杀军阀以解脱痛苦的念头。
8、《随想录》从初的阶段到后的阶段，到底经过怎样的变换过程，这是重要的。读者在通常的阅读条件下，只看到白纸黑字，只看到已经能够眼看到的、可视化的作品，没有办法意识到作者文章背后的煞费苦心。除了读者能看到的、认识的，通过文字文本可以理解到的作家形象以外，还有藏在文字背后那些不可视的、但确实属于作品因素的存在。而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总体，就是我界定的叙述主体。为了充分品位《随想录》丰富的内容和特殊的叙述方式，应该注意到更广义的叙述性的主体存在。
9、纪申，原名李济生，1917年出生，成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员。著有《思绪滴点》《论巴金及其他》等，翻译外国作品有《两个骠骑兵》《一个地主的早晨》《巴库油田》等。
10、巴金的语言风格特征明显，总体来说他的语言是热烈、明快、朴素的，然而就情感对语言的影响，又可分为前后两期来看待。前期以青春激情的抒情语言风格著称，感染性极强，故而巴金前期以《家》为代表的小说受到青年人的热烈追捧；而以小说《憩园》为节点的后期作品语言则开始由热转冷，笔调变得深沉、悲哀和忧郁，到了《寒夜》则将这种悲剧式的语言艺术提炼到了巅峰状态。巴金前期作品语言的气势和节奏激越奔肆，一泻千里，无法以迁回婉转，含蓄凝炼对其加以规范；热烈酣畅，平白真率才是其方圆。这种显示着“语句和生命是进合为一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它“象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然而巴金也绝非只是一味任情纵笔、狂放无羁以至流于粗糙简滥。在具体驾驭这种平白率真、热烈酣畅的文字时，巴金注重随情绪的起伏变化和延伸发展来安排句法的构造、修辞方式的搭配和音节的长短相间，让语言在热烈明快中自然跌宕成抑扬顿挫的节奏和旋律，产生一种流畅回环的音乐美感。如作品《春天里的秋天》中：“我抬起发热的脸，去看蔚蓝的天，去迎自由的风。我的眼里却装满一对大眼睛和两道长眉。那对大眼睛里充满着爱情，春天的爱情，南方的爱情。”这一句并没有使用整齐的韵脚，也不讲究声调的平仄搭配，咏玩味间却给人一种抑扬有致,明快优美的音乐享受。这种富于音乐美的语言，是巴金语言抒情风格的重要特征。
11、1983年1月29日 《父与子》再版费152元
12、“巴金是一本大书，这本画册就像‘理想的前言’，引导读者进入探索巴金的精神世界。”出版方、浙江摄影出版社总编辑林青松形容道。
13、巴金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写给沈从文的三封书信写满了他对友谊的忠诚、对文学的皈依，但结合巴金的生平与创作细察会发现，友情与文学只是他在践行“理想日常化”过程中用来跟世俗和自我战斗的工具。理想日常化道路的选择可以在精神分析视野下得到观察。巴金选择两种方式来解决自己面临的人格上的巨大矛盾：一是调和人道与享乐，给自己留出退路；二是高扬理想、信仰来拯救自己的软弱。这造就了巴金“软弱”而有韧性地反抗的姿态，也是巴金在当下能仍与时代“接合”的原因之一。
14、1981年7月，他进一步表示：“我还想把今后出书所有的稿费都送给资料馆，还准备为它募款。总之，使这个事业早日办起来，大发展。”(40)说到做到，立即行动，“近给宁夏出版社编了一本《怀念集》，给四川人民出版社编了一套十卷本《选集》，大约都会在年底出版。我已对出版社讲清楚稿费全部送给文学资料馆。”(41)后来，他又郑重地对罗荪说：“以后我要办到：所有稿酬都送给文学馆。但这种办法绝不能宣传、推广，讲出去也没有好处(我是个例外，是特殊的情况)，请不要对外人讲。钱汇来请筹委会作为捐款收下就是了。”(42)大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打印了那张致出版社的空白函，以通知各出版社把稿费直接支付给文学馆。
15、蚕越来越大了，呆在一个匾里太挤了，就分成两个匾，再分成三个匾……匾一个又一个地增加着。母亲带着我和姐姐把隔壁的一间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当作养蚕室，把七八个匾都搬了进去。每天深夜，母亲总要起来添桑叶。我一觉醒来，常常看见母亲拿着烛台去喂蚕。闪闪的烛光照着她那带着皱纹的慈祥的脸。
16、惠雁冰2007年发表的《意识形态粉饰下的平庸—巴金随想录>》，这篇文章也算是彻头彻尾的《随想录》批判。但是，他在这里披露的还是他自己的文学观念，这个和巴金其人、《随想录》没有关系。他要巴金强化文学对生活的干预力度，甚至要巴金扩张历史本身的内涵，他还不允许作者叙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也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个人化的表述。作者从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出发的无理的责问，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可言。
17、11月16日，日记中有一则文字与他人写作巴金文章相关：“看了扬风(杨俊)致荃检讨他自己所写《巴金论》的错误及荃复信。将由宽(张天翼妻子)带交编辑部一阅。”以扬风名写作发表的《巴金论》，刊载在1957年7月号《人民文学》杂志。此文四万余字，应该是重头文章。它从思想倾向、创作、典型化方法几个方面，对巴金的创作进行了分析探讨。其中较为突出和有识见的，是作者驳斥了某些有关巴金创作中无政府思想的评论，肯定了巴金所接受的“只是无政府主义那些一般的抽象的思想影响，即反对一切束缚，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道德上的，要求个性解放”，认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文章两年前发表于《人民文学》，当初肯定是编辑部各层级都认可的，可眼下，作者写来“检讨”，检查文章“错误”。尽管不知作者检讨内容及错误所在，可这一点，对于正准备写作巴金论文的张天翼，心理影响无疑更为直接而强烈。
18、但是，与此同时，韦君宜开始找到巴金，出版发行《随想录》的单行本。我想八十年代的整个变化，包括巴金对韦君宜，是有直接影响的。她开始写小说《露莎的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又写了《思痛录》。由于时代变化，九十年代的思考，和八十年代的思考肯定不一样。所以韦君宜的思考更有力度我认为是可能的，但这并不能取代《随想录》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价值。我觉得，恰恰是《随想录》的出版，对韦君宜这一代人的写作，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的屠岸先生，在文章中回忆他和韦君宜一起去约巴金的《随想录》，他就明确谈到巴金对韦君宜写作的影响。
19、根据新发现1937年《申报》等沪上报章所载新闻，上海仿古书店曾因大量翻印巴金、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而被开明书店、北新书局联合起诉。这个案子提醒我们仿古书店出了一系列盗版书，但是一些作家以及其他文献，都没有把仿古书局的版本盗版性质注明出来，只有少数的注明是翻版书。它有利也有弊，他们出的茅盾的《子夜》印刷也是很精良的，但是翻版书和正版书，毕竟还是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在编一些书目的时候还是要注明或者做考证。
20、同时高公馆的生活也是以作者自己早期的家庭生活为原型而书写，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寒夜》通过描写汪家的解体过程揭露了当时大后方社会的黑暗。作者着重表现的是小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比如婆媳争吵，夫妻失和等，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真实，表明汪家悲剧的根源在于国民d政府的黑暗、腐败。
21、我们身处一个巨变的时代，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变局、挑战，海量信息和多元价值让人目不暇接。
22、不妨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捧起他的《家》《寒夜》《随想录》等经典作品，感受文学的力量。
23、(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巴金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d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24、今天，还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亲近巴金。令人欣喜的是，巴金的影响力在“后浪”中不断延伸。他们热爱巴老，研究巴老，并以此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
25、而他的精神遗产和思想命题，并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在当下仍然有着生命力。
26、(45) 刘麟：《巴金的后一件工作》，《文学的怀旧》第138页。
27、正如巴金先生所说：“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孤寂的心，而是许多朋友的暖热的心。”
28、关于我误介绍《时代文选》的事，喝茶时大概谈起，我痛自遣责，这位作家给我两句忠告：“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过则不惮改嘛。”这两句话实在也平常，但他说的时候的敦厚亲切之情，却感我肺腑。(《陶庵回想录》，中华书局2022年6月版)
29、如林贤治2001发表的文章《巴金的道路》，语法过于曲折，有点费解。但有一点明显，林先生很看中作家的人格、处世为人的态度，坚持思想的信仰等等文学作品以外的要素。他把这些要素和文学作品分离开来，认为这些要素可以离开文学作品存在。
30、陶亢德初识巴金是在1939年，缘于林语堂的三哥、与陶同为《宇宙风》编辑且为巴金密友的林憾庐的介绍：
31、1945年，于重庆作《第四病室》。11月返回上海。
32、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33、1957年7月，任《收获》主编。同年始编《巴金文集》14卷本，至1961年编定后出版。
34、而在这方面，巴金朴素而真诚的文字自有其价值。
35、1936-1943年是林憾庐编辑生涯中重要的一段时光。他为了刊物的生存而在炮火下辗转各地，苦心维持的各种努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期间也是他与巴金友谊的建立和见证期。我根据林憾庐散见在报刊上的史料，追寻林憾庐抗战前后的足迹，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梳理，并挖掘出他们编辑工作者在抗战时期的工作和思想状态，同时澄清以往他与巴金交往中一些模糊的细节，以期对进一步研究林憾庐能有所裨益。
36、1984年5月，作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应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
37、此诗作于1929年初春的上海。全诗十三节，每节四行且字数相等，讲究音节的变化，采用了AAAA式、AABB式、ABAB式等押韵方式。诗中的“夜莺”具有象征意味，象征着美丽而娇弱的恋人。前四节写“我”与“夜莺”的相遇，在寂静的黑夜听到她悲凉的歌声，触动了“我”游子的思绪与寂寞的心弦，扰乱了平静如古井的内心，也开始了“我的不幸”。第五节至第八节，“我”被“夜莺”迷醉了，曾在冷清的园林中听她讲述飘零的身世，月下崎岖的小路上挽起她的手，黄昏梧桐树旁沉迷于她流转的媚眼，“我”甘愿作负重的骆驼，在沙漠中寻找清溪和水泉。第九节至第十节，写“我”从迷醉的梦中醒来，“毒箭射满疮痍的一身”，身心受创，如战败的将士，又似旷野中的僵尸。冬日病中，失望的悲恨刺痛“我”的心，“我”向上帝忏悔并祈祷，离开这“夏娃的后裔”。第十一节至十三节则是对当下心境的描写，“我”平静后锁住古井般的心门，“不愿意任何人轻易来叩问”。正如诗题所示，诗人从梦幻中惊醒，怀着悔恨的心情，但仍面临情欲与理智的矛盾和痛苦。
38、蚕一天天地大起来，桑叶也一天天地剪得粗起来。等蚕长到半寸来长的时候，小匾换成大匾，就开始喂整片的桑叶了。每天清晨，姐姐把桑叶采回来，母亲吩咐我洗了手，用毛巾把一片片桑叶擦干，再轻轻地均匀地撒在匾里。
39、我们家门口有几株桑树。春天一到，桑树刚发出新芽，母亲就照例拿出几张蚕种来。每张蚕种不过一尺见方，上面布满了比芝麻还小的褐色的蚕卵。等桑叶长到榆钱大小的时候，蚕种上便有许多极小极小的蚕在蠕动。蚕的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
40、2019年12月22日～2020年2月29日
41、问题是，现在文学界和作家们很少有人这样做了，现在人情世故太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人太多了。在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再读《随想录》，真是有感触的。虽然有的人觉得《随想录》写得太浅，文字太简单，但是要想想这是一个八十岁左右这样的一个老人写的。而且巴金他讲过的，我不是文学家，不是想当文学家的，不是想要写美文的。他不是，他就是把自己特别想说的话用自己简单的语言，用自己想说的语言，简单的方式进入你的心，这也是文学一个很高的境界。
42、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十几年来，对《随想录》的评论太拘泥于文学作品的事实、实在、意义，对于文学作品的真实、现实的反映程度，过于计较。不管评论者的立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他们把文学作品看作现实的直接产物，从作品中取出有利于强化自己的观点。
43、90年代后出版随笔集《再思录》，编辑出版了《巴金全集》(二十六卷)等。
44、作者彭新琪1954年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儿童时代》杂志社当编辑，因其师复旦大学老师章靳以的关系得以认识巴金，并和巴金一家成为朋友，因而对巴金其人其事有着异乎寻常的了解。文章上辑，主要通过巴金关爱青少年成长，关心藏书楼建造，赠书等方面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关心公益，有着家国情怀的巴金；又通过描写巴金与我国动画大师万籁鸣、与花匠花师傅、作家靳以等人的交往，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热心热情，重情重义的巴金；通过作者与巴金约稿，巴金为其看校样等细节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信守承诺，提携后辈，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巴金。文章下辑，主要写了巴金与萧珊纯粹美好的爱情，以及在困难厄境中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的真情；又通过对巴金的哥哥、弟弟、妹妹等一众亲人的描写，展现了在时代洪流中，众人浮沉的命运，以及巴金对家人的关照和深深的感情。
45、他的声音是柔和的，动作是迟疑的，仿佛担心对方会拒绝他的好意似的。当他的钱被接受的时候，他显得轻快起来，好像他应邀来文学馆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捐钱。这件大事一办成，他就高兴了。(57)
46、成都高公馆，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现在是大哥觉新当家。
47、我今天的内容里面，故意强调《随想录》比较复杂的，比较偏向于丰满的叙述的技巧、策略，但《随想录》还是属于散文类的，所以与年轻的作家不好比较。三十年代，巴金的小说和同时代的日本文学作品小说比较的话，还是看出来一些比较明显的区别。对于现实社会，围绕环境的意识还是强烈的，巴金重视自己的理想传达，对于为文学而文学的、纯粹以艺术观念来强调文学价值的作家来讲，显得比较陈旧或者古老、过时。巴金年轻时的一些小说作品，幼稚的、不成熟的地方当然不少，这个要看怎么样阅读，怎么样分析，从哪个角度来阅读，阅读的方式决定了这个作品的价值或者可能性。我们应该有比较丰富的、丰满的阅读，才能够把作品里面丰富的东西读出来。我觉得哪个年代的小说都有魅力的，还是有研究的价值，不能简单地用一句“陈旧的过时的或者19世纪以前的小说”的说法来解决。
48、半个世纪以来，巴金以自己的言论和艺术创作热情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在“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的思想指导下，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和奴性人格的艺术典型以“立人”。
49、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50、巴金小说以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回应、发展了五四时期文学，比如说关于平民书写，关于思想启蒙的主题，关于抒情小说，关于资料叙述，我觉得他把五四时期的很多东西在抗战时期做了一个延展，而这种延展终使得小说充满一种具有强烈的“我”的声音的抒情性特征。也因为这种强烈的抒情性，我们看到这个抒情不单单是叙事手段，不单单是风格，已经具有近似于意识形态的意义。
51、坂井先生您好，我想听听您对于《憩园》这部作品的看法。
52、巴金主张个人思考，反复强调讲真话。《随想录》有五卷，其中一卷的书名就叫《讲真话》。讲真话是应该的事情，好像是简单的概念。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八十年代，讲真话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经过“文革”的都知道，我们的政治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长时间里是不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或者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像大跃进很多都是假的，包括我们要强调大公无私等等，都是在混和骗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