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诗歌
1、他的建构引领之后龚诗定位的判断，如他所言：
2、权贵、幕僚把持着全部大权，内宫佞臣窃据了朝廷要津。
3、近来年纪大了，回顾学书历程，以前只觉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在每念及此，就会连带着它的前面两句“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在感叹“不知老之将至”的时候，又会跳出一首《己亥杂诗》：“九流触手绪纵横，极动当筵炳烛情。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感到一种紧迫，想接下来的时光要倍加珍惜，专心致志地研究书法。2018年出版《书法的形式构成》一书时，为表达这样的心情，写了这首诗，并把它放在第一页上。
4、九州：中国的别称之一。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龚自珍的诗歌)。
5、龚自珍受信时年方22岁，对此教诲终身不忘，晚年写入《己亥杂诗》，概括为“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我也是在22岁那年将此诗奉为座右铭，开始读历史，读古文字学，研究有用的“经史”之书的。这种相似性如同文化的接力传递，给我很大鼓励，我决定不写字了，埋头读书，好好研究学问。于是又抄了一首《己亥杂诗》贴在床头诫勉：“子云壮岁雕虫感，掷向洪流付太虚。从此不挥闲翰墨，男儿当注壁中书。”
6、第一二句“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作者直抒胸臆写到了自己远大的人生理想，还有骨子里的那份忧愁之感，”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从军之后依旧还是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骨子里也依旧还是会有忧愁之感，这也着实是令人悲痛不已，面对这样的一种人生怎么能不让人悲伤？一个人在这偏远的地方，只能是望着东南方向深默，然后去写一两首抒情的诗，以此来表达内心的不满。
7、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龚自珍《咏史》
8、具风格的大作品应当包括这三重内容，整整一年，我就是根据这种认识来创作的，后也是按照这种认识来挑选作品的：首先是多样化的结构，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不仅字体上有正草篆隶，幅式上有大小横竖，而且风格各异，浑厚、豪放、端庄、奇肆兼而有之；其次有主次之分，在各种表现形式中特别强调形式构成类的作品，因为它能反映我的工夫和追求；后是一以贯之的气质，让厚重与博大成为所有作品共同的基调。
9、例如，从突出的个性切入，龚自珍与性灵派的关系不难钩通。龚自珍文艺思想大要，如其《长短言自序》所谓“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写神思铭》所谓“夫心灵之香，较温于兰蕙；神明之媚，绝嫭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惨，殆有离故实、绝言语者焉”，《己亥杂诗》所谓“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即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尊情、童心、真诗之说，跃动性灵的光辉，与袁枚形成隔代呼应。袁枚制造的“性灵”诗学文化生态，在其身后有各样的深化或变化，如张问陶从诗论角度极端化自我表现观念，陈文述从诗歌活动角度扩大化女性弟子的招收规模，舒位、王昙从诗风整体异端化性灵派诗，闲适诗趣一变奇博恣肆。定庵之门径接近于舒位、王昙(兼之王昙与定庵订忘年交)，他称舒位的瓶水斋诗和彭兆荪的小谟觞馆诗“郁怒清深两擅场”，未尝不是夫子自道。郁怒横逸、清深渊雅，虽不同于随园性灵诗的白描、风趣，然诗中之性灵抒张、思想解放是共通的，随园、定庵都被正统派目为狂士。从这点看，随园用性灵一说反对道学、礼法对性情的束缚，之于定庵的先导意义显而易见，身处国势凌夷之际，定庵诗文的社会评判和现实意义也便显现鲜亮的启蒙底色。龚自珍自云“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诗风之呈现“性灵”化变，世变使然。
10、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盦。曾字尔玉，曾更名易简，字伯定，再更名为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朝中后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11、其实在“道光中衰”时期，无论反映漕、盐、河三大政，反映各地频发的旱涝灾害以及反映民生疾苦等各类题材的现实主义诗歌作品已属常见，至如鸦片战争期间“诗史”之咏在龚自珍的诗笔下也不见反馈。而在“反封建”意义上，舒位、王昙乃至袁枚的诗歌中都有体现，故而这里论证的龚自珍作为近代诗歌史的“先驱”云云，严格来说不能成立。但龚自珍毕竟是一位被历史书写选中的人物，其诗歌的“经典化”定格终究不是源自学理化的层层辨析。往后，龚自珍以中国诗坛的“但丁”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书写中亦非难以索解之事。
12、 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13、回家途中偶然遇到陌生的奏瑟的佳人询问，就说是为了你这样的佳人归来。
14、后又对龚氏《西域置行省议》一文表示欣赏。问题在于，碎片化的交游材料对于解决诗学关系的问题具有多少阐释效力？又或难免留下缘木求鱼之感。刘衍文搭建龚自珍与袁枚的诗学关系，以两者相比较，在《雕虫诗话》中从“于家山之风景有同好”，“平等对待下层人士”，“俱主顺风收帆以免不测”，“反对缠足”等角度展开，用大量的篇幅梳理龚自珍对袁枚诗句的化用，证明“心灵气息之相通与共识”。定庵诗的奇丽浪漫与随园诗的清灵隽妙差异显著，刘先生指出龚自珍在化用袁诗时时有增强气势的加工。后，刘先生以为袁枚“虽转益多师，实有主见，确立所志，虽于其时为世尚列于次等甚或末等之文苑一途，亦甘于从一而终”，相反，龚自珍之学“极易为各方诗友所左右”。其中识见，可谓“深造有得，因小见大”。但就诗句化用做文章，仍易歧见纷出，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又给出龚自珍化用赵翼诗句的例证，提出“定庵瑰丽悱郁之才，未尝无取于瓯北清丽流易之体”，也曾摘出龚自珍欲仿翁方纲诗体的记载。强调诗句化用情况，是否导致以偏概全同样是需要警惕的，一方面消解对定庵诗中个性的认知，另一方面，定庵之诗典故澜翻、转益多师，化用近人陈句亦属正常。
15、起句“绝域从军计惘然”，表达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态，从军疆场的壮志，现在看来是无法实现，这怎能不让人悲伤？所以我的惆怅，每天都悲痛万分，可是没有人能够懂我。到了第二句“东南幽恨满词笺”，则又是表现得很忧愁，只能把对于东南形势的忧虑，全部寄托在诗歌中，从而来诉说内心的愤懑。这两句结合得很，也体现出诗人远大的志向，还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16、正因为如此，当我准备创作一件大作品时，而且又在己亥年，自然就想到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并且因为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才会越写越来劲，后扩展到龚自珍的全部诗作。
17、创作需要灵感，灵感需要激发，激发的因素很多，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自然的……而对书法创作来说，文字内容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龚自珍的诗“行间璀璨，吐属瑰丽，声情沉烈，悱恻遒上”，梁启超先生说他的阅读体会是“若受电然”。十多年前，我在《书法创作论》一书中谈到创作体会时也说：“诗能激发情感，变成创作意象，龚自珍的诗特别能激发人的感情，写起来很激动，风格往往很豪放，我特别喜欢写龚自珍的诗……”
18、由于龚自珍思想比较复杂，其诗词中“箫”的意蕴也不可一概而论。除了上面说的这些，还有很多理解，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但是，总体上的基调是固定的，那就是一种哀婉、压抑的情绪。李白等人那些早已有体现，只是将矛盾在诗词中写得如此强烈和形象化，则很多人都不及他了。
19、 更结尽、燕邯侠子。——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20、 同时，诗的后两句以荷花为喻，表明自己的心志。
21、姚鹓雏的龚诗接受具有反思、建构的双重价值——他的反思对于群体学龚是冷静的“降温”，如他所言：
22、第三四句更是名句，也是整首诗出色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从这两句诗中，我们则是再一次感受到了诗人对于现实的担忧，另外也是再次告诉了世人，一定振作起来，只有这样才会有希望；那这两句诗它大致的意思是，我在这里要奉劝上天重新振作起精神，千万不要拘泥于那些条条框框，只有把那些规矩降下来，这样才能够拉拢更多的人才。
23、赋诗抒怀和仗剑抗敌是我平生志愿，如今十五年过去，白白辜负了“狂士”声名。
24、浩荡离愁: 离别京都的愁思浩如水波，也指作者心潮不平。浩荡: 无限。
25、在龚诗中，将“箫”作为倾诉幽怨孤独的工具仅仅是一个方面，多数时候，“箫”所代表的是龚自珍的另一种生活理想，也就是放任江湖、儿女情长的侠骨幽情。
26、该诗作于道光三年(1823)，作者时年三十二岁。当时，西北边疆以张格尔为首的分裂祖国的叛乱虽然暂时平息，但他逃亡国外，并在外国侵略势力支持下，正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叛乱。东南沿海，英国派船只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进行经济侵略，清政府屡禁不绝。面对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国势，龚自珍忧心如焚。他希望能以自己的文才武略为国出力。然而，这一年春他第四次参加会试落第，连续的失败使他痛感报国无门便写了这首诗抒发报国志向。
27、落红: 落花。花朵以红色者为尊贵，因此落花又称为落红。
28、 独自凄凉还自遣，自制离愁。——龚自珍《浪淘沙·写梦》
29、“在龚自珍以前，清代的诗坛是十分沉寂的……从龚自珍开始，才打破了这种局面，把自己的诗歌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龚自珍是近代进步诗歌创作的先驱。”
30、总之，人的本质无论生理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结构，因此“字如其人”的风格也绝非凝固的，不可能只有一种形式，必然是多样化的结构，例如五代杨凝式的作品虽仅存《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和《卢鸿草堂十志图跋》，但风格件件不同。明代祝允明的书风变化多端，被称为“无一同者”。
31、 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龚自珍《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
32、历来研究，常会以之为依据，追溯龚诗与李白、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苏轼、黄庭坚、元好问、吴伟业等历代大家的诗学渊源，其实，诗学关系如果只是建立于经由诗歌推敲的某一方面风格相类仍旧难于落实。跳脱其外，如若找寻一位古代诗人与之对应，那么李白是合适的人选，孙静说：“在中国传统文人中，龚自珍在本质上与李白相近，他们都是较少受封建等级礼法约束的人物。”就诗歌论，李诗和龚诗都表现出“文心古无，文体寄于古”，“格虽守常，而意有独创”的复古主义并兼浪漫主义的诗学精神之合，同是学古生新的天才独造，龚自珍的《能令公少年行》、《汉朝儒生行》、《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西郊落花歌》等诗与《蜀道难》一样均系奇作。在《三别好诗》中，龚自珍坦言“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而心未能舍去”。三君中，吴伟业的诗风与定庵“吐属瑰丽”契合，宋大樽的诗风与定庵显有差异，但其持有“复变”的诗学观念，其诗飘然凌云有“谪仙”意，大约正是龚自珍欣赏之处。因之，龚自珍有如清代的“李白”，凭借天才之力，辅以学识、环境，构成诗歌复变之集成性质，与陶渊明、李白、黄庭坚、陆游、吴伟业等大家各也存有部分的诗学共性。
33、 紫黯红愁无绪，日暮春归甚处？春更不回头，撇下一天浓絮。——龚自珍《如梦令·紫黯红愁无绪》
34、清末民国时期，经学式微，在经学史的梳理中，龚氏之今文学与常州派的关系基本凝固；文学转型，文学史著述兴起，在文学史的梳理中，“龚魏”(与魏源)并称，关于龚氏文章的评说也较为丰富。诗文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内核中居于高位，也即成为文学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作为文学史的组成，西洋式、章节化的诗歌史建构模式以朝代为纲目迅速成型，至如李维《诗史》、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等更是成为独立的诗歌史著。其时中国古典诗歌的阵地日渐萎缩，文学史在教育领域的功能日渐增强，对诗家“经典化”的推动效力自是逐步取代传统诗话写作，因而，民国时期文学史著中的相关书写是理解龚自珍诗“经典化”历程的一大方向，但我们以为，这并没有带来龚自珍诗“经典化”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35、
36、第三四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是经典，也是这整首诗中为大家所熟悉的两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每天写一两首抒情的诗，以及带宝剑去抗击敌人，那是平生的愿望，可是现在我并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又是十五年过去了，我也白白浪费了这狂士的名声，一辈子什么也没有做成，这当真是令人很是伤感。
37、《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前后修订清晰表现出龚自珍诗在“经典化”意义上的质变。我们以为，龚自珍诗的“经典化”定格正是以1957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中的教学设计为标志，换言之，龚诗“经典化”经过文学史“主旋律”的规划一举确立，龚自珍“爱国诗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等形象在其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校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同学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清及近代部分)中不断强化，事实上当其被安排在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历史拐点”上时，关于龚自珍近代史书写、文学史书写，包括思想史书写，也就实现高度的统如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所说的：“龚自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学史上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形势所决定的，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57年作为时间标记，牵系着近代文学学科发生的问题，因为此前不久，李何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1954年)、舒芜《开展自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文学史的研究》(1956年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傅璇琮《对“鸦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一文的商榷及其他》(1956年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几篇标志性的文章实现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意义的讨论，相关的文学史书写随之起步。傅文指出：“在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魏源、朱琦等人为代表的进步诗人……”作为“开明地主阶级”的代表，龚自珍文学的“经典化”意义便轻易地与“近代”形成关联。文献角度亦有呼应，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龚自珍全集》(王佩铮校)是完备的龚集版本，也是现代学术史中具有广泛影响的清人别集整理本。而在龚自珍文学三端中，诗歌的权重呈现超越散文之势，内中又颇有偶然性的意味。1957年第161期《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梅英超《鸦片战争时期的进步诗人龚自珍》一文，该文的初衷固然是积极响应此前一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中舒芜、傅璇琮关于近代文学史的讨论，试图联系具体作家作品分析，但如选题所示，龚自珍诗歌受到特别的关注，文中明确指出：
38、因而，从实证上确立龚自珍与性灵派的关系实无的把握和依据，在定庵推崇的“三别好”诗人中，杭郡诗坛先辈宋大樽留下诗话著作《茗香诗论》，《茗香诗论》的起点虽是补救王士禛的神韵诗学，但就其内容看明显接近“格调说”，与袁枚一派“性灵说”争锋相对，所以龚自珍与格调派并非没有联系，实则在嘉道年间复古主义诗潮下，潘德舆、张际亮等扎实耕耘京城诗界的人物，均似传承沈德潜衣钵而对随园明言反对，结合龚自珍履历来说也不能忽视京城诗坛的影响。另外，亦有将龚自珍列为“浙派”、“经世派”等说法，在诗歌流派的视角下都难言妥帖。于是产生其他的处理方式，如马亚中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中将之视为“不立门户的无派诗家”，刘世南在《清诗流派史》中径将龚自珍其名单列一章与其他诗派并列。综之，文献上的残缺、文体上的弱势、评点上的争议、定位上的困难，构成了龚自珍诗歌一个原初的面貌，但其实，既然逻辑上有诸多因果关系的捉摸不定，问题也能轻易导向另一个较为有利和可控的说法，便是突出的个性，此处尚且是从诗歌外部言之，当然龚自珍诗歌本体也确实有其突出的个性，无需赘言。两相结合，给后世的阐释开启了方便之门，换句话说，当文学史指向由实转虚以后，文学史定位反而由隐转显，即把解构的功夫变换为建构的功夫。
39、 《己亥杂诗》年代: 清 作者: 龚自珍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40、总体上看，这是一首充满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该诗抒发了忧心国事，尤其是对东南沿海地区遭遇列强侵凌的深重忧患，表达了不畏宵小之徒的嘲笑，愿以文才武略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诗歌的大意是：从军疆场的壮志难酬令人怅惘，东南形势的忧虑情怀注满诗行。赋诗抒怀和仗剑抗敌是我平生志愿，十五年来完全辜负了“狂士”声名。
41、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龚自珍《咏史》
42、“箫”是中国文人诗词中常见的，在龚自珍诗词中被多次使用，且与“剑”形成了一对具有对比意义的组合。在龚自珍的诗中，“箫”常被看作是诗人忧国忧民和不被朝廷重用的幽怨之音。事实上，除了这一方面外，龚诗中的“箫”还有它更多的内涵，如“孤独的倾诉”和“另一种人生理想”的寄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