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对秦朝的影响
1、卫鞅入秦前，只是魏国中庶子，一名不见经传的学者，没有诸葛孔明卧龙那样神乎其神的传说。对于这样的人物，秦孝公虽然求贤若渴，但也不可能对每个人都礼贤下士，亲自接待。卫鞅得以面见秦孝公，离不开景监的引荐。
2、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13年第6期，略有改动。
3、 第强化君主专制和独裁。法家学说，代表了战国时期分封政治向专制官僚政治过渡这一变革的方向。在先秦诸子中，法家学说把君主专制主义思想推到了顶峰。在哲学上法家接受了道家的基本思想，并把道和君主一体化。
4、国企改革大量破产和国有资产流失，工人大量下岗；教育改革大量扩招导致许多大学生失业，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向沿海发达地区集中；住房改革导致房价失控暴涨。
5、李斯从看守粮仓的小吏一步步走到咸阳，为梦想而冒险，为命运而争斗，终从一介贫贱布衣，跃升为秦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并影响了中国未来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总结来说，他做到了以下三点：
6、法治逐渐占据社会管理的主角，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不断发展的生产技术，为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提供了可能，阶级分化产生，剥削出现；交通条件的发达，为不同区域的交流、兼并提供了客观条件。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社会组织的规模逐代快速增长；而要实现有效管理、调集资源与对手竞争，都需要日渐严密的法律制度来实现。
7、秦朝在财政制度上沿袭了始于西周的“上计制度”，这是一套严密的、自下而上的财务审核系统。
8、秦二世胡亥，更是一个昏君在他执政之后长期荒废朝政，任用赵高，后导致了朝堂混乱，赵高趁机陷害了左丞相李斯等人，后赵高成功担任了丞相，派人逼死了胡亥。
9、法家，顾名思义，就是主张用法令制度、严酷的刑法来治理天下的一家思想流派。它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核心是法制。
10、汉朝正式建立后，刘邦的控制区域暴增，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日趋繁杂，“约法三章”显然跟不上现实的需求，于是相国萧何便与时俱进，制订了《汉律九章》。其中前六篇延续自秦律，往上溯源的话则起于战国时期魏国李悝的《法经》；后三篇是适应新形势新增的有关民事方面的规定。
11、法家思想既然影响了秦，自然也影响着秦器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幽灵军队”的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兵马俑的规模和出土数量已经足够令人惊叹，加之其整齐宏伟的队列、肃穆冷峻的神情，无不体现着帝王的威势和秦法的严谨，正如韩非认为的那样：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秦兵马俑以其排山倒海之势彰显着秦始皇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的，而这“胜众之资”的背后是受到法家理论“势”的支持的。
12、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贵族特权的礼制，实行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爵位。
13、秦朝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出现这种现象既有历史偶然性，当然也无法逃离历史的必然性。秦朝在秦孝公时期大胆任用商鞅变法，在变法之后以朝从一个边陲弱国，迁都咸阳为证明秦朝开始中兴之路。这也为后来秦始皇“扫六合”，建立个封建“大一统”国家埋下了伏笔。
14、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也不仅仅是在政治方面，或是国家层面，这种理论可以扩充到我们的企业管理，甚至家庭经营，更甚者如一个人的干事创业修身成长。
15、等到秦国灭亡后，汉朝继承其遗产。汉初因为国家经历多年战火，满目疮痍，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采用道家治国，减少干扰。但到了汉武帝时候，民生已经恢复，有必要加强中央统治。这时候，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说是以儒家为尊，但实际上汉武帝是儒法并举，以法家约束行为，以儒家弘扬道德。从这一刻开始，儒法其实已经合流。之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帝王基本都是秉持这种原则，来统治稳定长久。
16、比如，战国时的秦国，它为什么会统一六国，因为它历代帝王重用的人才都是法家的人。
17、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出现了谁推行法治、谁强大的规律。
18、但是在秦朝末年却因为“法家治国”的理念，导致秦朝由一个“大一统”国家，在秦二世的时候就土崩瓦解，正所谓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秦朝是法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虽然秦朝因推崇法家而盛又因推行法家而亡，但这也不能全盘否定“法家思想”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19、首先，政治上所实施的治国策略并不适合当时的国家状态，加上统治者的残暴，导致国家内外矛盾冲冲。在文化上焚书坑儒之后，秦朝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文化信仰体系，更是导致其他六国对秦文化的不认同。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迅速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20、(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会长)
21、现在说到颍川很多人都不熟悉，仅仅是听过这个地方，具体信息一概不知。这不奇怪，因为颍川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范围一直都有变化，现在被包括在了河南禹州里，颍川早已不是某个独立的地点了。
22、然而，韩非子认为正是因为商鞅轻视了“士”，所以在变法之后秦国本土的著名人物要么是权臣，要么是武将。他们重视个人利益而轻视国家或王室的利益，所以张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便兼相秦、魏二国；穰侯远攻而近交，为的拓展自己的封邑；范睢害怕白起得势，便劝秦王解除邯郸之围；吕不韦相秦而讨河南之封，十多年里，秦兵出函谷关的次数寥寥无几。这些群臣的利己行为延缓了统一大业。
23、以荀子的“性恶论”为基础，韩非子在其著作中重点论述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24、此外，秦始皇极为后世所诟病的相信方术之士而追求长生不老的思想，也表明他并不纯正地信仰法家。《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留下了大量相关记载：
25、曾说：中国古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基本都是法家。
26、如果从秦的制度设计看，在秦始皇的思想信仰中，对阴阳家的依赖更甚于对法家的崇尚。而也的确是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给了他更充分的自信，当然是虚妄的自信。
27、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赋予了秦取代周的合法性，也使秦始皇对自己的统治充满了极度的自信。这在“议帝号”一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秦始皇不满意臣下拟定的“泰皇”称号，自以为功盖三皇五帝，就采用了“皇帝”这个具有创始意义的称号。他还以为子议父、臣议君没有意义，就废除了谥法，并志满意得地以为“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36页)秦始皇以为“水德”胜“火德”便是历史的终结，而他应了“水德”之后便可以万世而为君。可以说，正是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给了这个本性暴虐的君王以不同寻常的自信和自恃。
28、秦地是以严格的写实主义作为艺术(确切地说应当是工艺)风格基础的，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征发关东六国数十万人修建的宏伟壮丽的阿房宫、骊山陵以及秦地的出土文物大多印证了这一特色。而这似乎与法家思想有着重要勾连，从《吕氏春秋》关于秦代手工业的法律规定，即“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便可以看出当时秦人因受法家政法思想影响从而在打造工艺品时追求的严谨、细致和质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就十分强调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29、到了战国阶段，魏国李悝编制《法经》，实行新税法；吴起以奖惩、纪律打造起魏武卒。在这些冰冷规章制度的驱使下，魏国一度称雄战国半个世纪。
30、这些思想主张，在当时不仅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也为后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那么，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凭什么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
31、所谓“术”，韩非子解释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它是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督责下属的办法，也称为“君人南面之术”。“术”的核心精神在于君主专制，强调“独断”，对此申不害曾明确说：
32、众所周知，光靠思想上的说教是很难控制人的。
33、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他面对战国末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和诸侯割据的局面，总结了天子弱小而诸侯强大的历史教训，主张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他的著作中，出现像“新圣”“严天子”“王资”“帝王之资”“兼天下”之类的词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愿望。
34、秦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第实行开荒种粮，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和战斗，土地私有化；第迁都咸阳。
35、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900号番山超能创业园1号楼夹403号
36、秦始皇个人的思想倾向，也并非纯正的法家思想
37、秦朝的基本制度是以耕战立国，力求将全国所有的资源都供给到军事上，这在六国纷争的大争之世有效，但却不适合于统一后的长期发展。
38、秦孝公时，用商鞅变法，进行改革，秦国才慢慢走向了强大。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如何变法的。
39、“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画圆的规和画方的矩本就是标准的衡量仪器，后世经常拿来引申为事物的典范甚至法律本身。在《度量衡的宪制塑造力》中，苏力先生提出，无论在秦统一之前还是之后，度量衡都位列秦国的核心政治举措。统一度量衡是商鞅二次变法重要的措施之一。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由商鞅监制的铜方升以及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秦国文物两诏铜椭量这类为统一度量衡而制作的器物，虽然在制作工艺上算不得精美，但却是秦始皇统一后沿用商君之法所定标准的重要实物见证。这类器物推行后极大地方便了经济流通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更有利于国家的治理，遂成为基本的“法”，影响秦国数百年的发展。
40、在这三者的基础上，韩非子指出君主不应该偏爱某一大臣，也不能过分相信贵族，他认为大臣一旦得到偏爱成为重臣那么便有可能勾结他人谋害君主，结d营私，贵族亲人也是如此。显然秦始皇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晚年时期他十分信任李斯、赵高以及次子胡亥，以至于在他死后胡亥迅速改写遗照，赐死公子扶苏，大将蒙恬。
41、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想要长久存在的话，势必要制度和统治思想上的统一。哪怕到了近代，我们已经能够把科技造物扔出太阳系，人们依然还是会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产生很多矛盾，甚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在当时秦朝刚刚建立的那个时代，如果放任大家坚持各自的意识形态，国家就不可能长久的统一。
42、考古人员从出土秦俑上发现了刻有人名、编号等的信息符号，这些符号可以雕塑者的工作质量，如有不当就以罪论处。律法如此森严，兵马俑雕塑自然力求严谨规整，胡须、发丝甚至面部表情都十分逼真，连身上铠甲的编缀、鞋底的针眼都与真实的一样。如果不是严刑重罚，我想这样浩大且精致的工艺是很难呈现出来的，这也多少印证了韩非所言：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
43、法家是先秦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思想流派，他们积极探索治理国家的方式，主张变法维新和王霸并用，要求加强君权。其中商鞅就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应秦孝公之召入秦，说服秦孝公改革变法。变法期间，商鞅践行法家思想，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主张严刑峻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同时积极发展封建经济，力求富国强兵，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商鞅变法在秦国取得巨大成效，使秦国在短短的时间内移风易俗，变得国富民强。商鞅死后，秦国历代国君践行着法家思想，坚持商鞅的种种措施，使秦国不断发展壮大，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秦始皇时期法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
44、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该书，第2251-252页)
45、从秦孝公时期，商鞅作为变法主导人，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重农抑商，重视法制。商鞅的司法思想大特点就是“严刑”，严刑的实质在于轻罪重罚，利用刑罚的暴力性和威慑性来树立司法的，以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因此可以说，重刑主义指向的是一种司法严酷主义。
46、所谓物极必反，秦朝的崩溃，导致狼烟遍地、兵祸横行，基本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老百姓命如草芥、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成了大的任务，秦朝设立的律法条文压根没人遵守。
47、秦孝公在位期间重用商鞅，支持商鞅变法。秦孝公和商鞅为了让法家思想能在秦朝顺利实行，通过“徙木立信”的方式，让秦国人认可了法家治国的可信性。
48、马云、任正非、刘强东、郭台铭等，凡是有成就的商战大咖，无一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我们考大学，我们做企业，我们做事业，没有不下功夫的，没有不需要自我鞭策的，因此，希望大家从法家的思想精髓中吸取规范的东西，好自为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营好自己、家庭和事业，让我们的子孙生生不息、永世太平！
49、国家虽然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对如何改变诚信缺失，一切向钱看的问题上还是任重道远。
50、 再说“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焚书是上面说的为了统一思想，但是坑儒其实是坑术士。很多人都知道当时的秦始皇是有些追求长生不老的，长生不老本就是谬论，秦始皇想要这个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想必也是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
51、其实，谈到用法家来治世成功的，当数各大武林门派了，他们在教弟子武艺的同时，门规也是相当严的，尤其对不肖门徒的惩治当是史上严历的，我们看过的武打小说和影视剧里关于这方面的记述是多的。
5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出现爆发式增长，但是工资占GDP比重连续不停22年下降，因为贫富差距导致众多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社会矛盾逐步尖锐激化。
53、秦始皇对虚无缥缈的海上传说和不死之药是深信不疑的。然而，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却有凡事必经过验证的“参验”思想。韩非针对当时两家显学——儒、墨的学说提出参验的标准：“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韩非子·显学》，第457页)这就是说，在韩非看来，没有经过验证就确信无疑，是愚蠢的表现；用不足为信的材料做依据，是欺骗的行为，这都不是明主的作为。此外，“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听以爵不以众言参验，用一人为门户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第109-110页)。如果君主迷信于鬼神，听人言只凭爵位高低，而不以众人之言做参验，这都是可能亡国的征兆。韩非明确提出了明君不应事鬼神、信卜筮和好祭祀，而秦始皇却热衷于这样的活动，执着于长生不死的追求。可见，秦始皇的思想信仰，绝非单一的法家学说可以支撑！即是从治国思想的角度去追溯秦亡的原因，也不能单单清算到法家的头上。
54、 那么，焚书坑儒这件事，真的就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坏事，没有一点正面意义吗? 其实也未必。 虽然从后世的角度来看，焚书坑儒是一场文化浩劫。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时代背景的话，这个所谓的暴行，其实是有正面意义的。秦始皇是第一个位打下这么多地盘，拿下这么多土地的皇帝。而秦朝也是是我国历史上首个能容纳多民族，同时又是中央集权控制的国家。当时秦朝推崇的法家思想，既然是以法家思想治国，就意味着臣民都应遵循国家统一的法制思想。 早在上百年以前，当时秦国的商鞅变法，可以说是抛弃了很多旧的理论，彻底让秦国走上了强大的道路。这也从很大程度上证明，法家思想对于秦朝来说，是正确的统治思想。而当时的儒生公认的是老调重弹，人多嘴杂。你嘴杂不要紧，重要的是你还想试图说服他人，说服皇帝。态度坚硬，极其狂妄。对皇帝对国家是这样的态度，是这样的固执己见，实在是有违常理啊。
55、从周显王十年(前359年)商鞅变法开始，法家思想就逐渐在秦国生根发芽。以法家思想进行变法，以法家思想富国强兵。之后的韩非、李斯无不将法奉为圭臬，将法贯彻到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确，法家思想对秦的统一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促进作用。商鞅变法后秦国迅速崛起，在七国中脱颖而出，司马迁曾写道：“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汉代士大夫也说：“秦任商鞅，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
56、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4页)
57、同样是唐朝时期的褚遂良，他除了政治家外还有书法家的身份，他的书法也是独步天下，自成一体，是“初唐四大楷书家”之一。著名的《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就是他的作品，至今还是每位楷书学者必写的碑帖。
58、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东179号京仕广场A座409室
59、法家学派的雏形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但史学界普遍认为法家思想形成于先秦，在春秋战国时成熟并形成体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法家与其他学术流派，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百家争鸣”之战。
60、 农与战是实力的源泉，是国家安定和君主尊贵的基础，“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奖励耕战才能达到富国强兵，“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此必不亡之术也。”“能越(趋)力于地者富，能起(趋)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
61、正是这种过度膨胀的自信，才使得秦始皇的统治具有了穷奢极欲的风格。秦始皇为了迎合水德，除了将常用服饰的色彩改为以黑为主之外，还正式规定“更名民曰黔首”；在对待不同政见者的时候，秦始皇不惜株连无辜，乃至于采取极端的文化措施——“焚书坑儒”；至于在天下初定时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征百姓建宫殿皇陵等。秦始皇巡游过湘山时遭遇大风，几乎不能舟渡，他得知可能是“湘君”之神所为时，“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48页)“湘君”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神灵，在秦始皇的专断蛮横面前也显得毫无力量。以至于《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作者认为《史记》记载的此事不可信，认为三千囚徒不能将山林砍伐一空并把山涂为白色。(该书，第93页)其实是他们低估了秦朝统治下的集权能力。
62、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为实行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首先统一货币单位与货币铸造权。秦政府废除其余六国的旧货币，在全国推行法定货币“秦半两”，并制定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双本位制货币制度。这种制度间接否定了以实物“布”作为流通物的地位，使得国家在进行财政审核时更加明确高效。
63、随后的汉元帝、汉成帝即位后，有感于积重难返的痼疾，先后下诏要求大幅修改律令，以安定百姓、稳定社会；但执行官员阳奉阴违、避重就轻，大多删除一些无关痛痒、细枝末节加以应付；而在事实上却越发恶化，汉成帝时期的死刑罪名已经达到了上千条，是汉武帝时期的两倍之多。
64、但是我们在看到任何历史事件和问题的时候，都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并运用辩证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更客观的去了解当时的思想和做法。秦朝运用“主张法治，反对礼治”的法家思想，从一开始积贫积弱到后统一六国，这说明法家思想具有一定积极性。
65、后，阴阳家学说影响下的统治思想以及其带来的统治自信，使得秦二世君臣步秦始皇后尘，也使秦朝统治具有了“暴政”的特征。秦始皇的苛刻统治使得秦王朝蕴藏了巨大的危机，有重儒倾向的长子扶苏曾予以劝谏，但由于秦始皇的专断，秦朝的政策并未有改变。沙丘之变后，秦二世即位。秦二世本应改弦更张，与民休息，但是他沉浸在秦始皇的统治思想中而不能自拔，继续秦始皇的政策。秦二世没有叫停秦始皇时期进行的宫室营建活动，接着营建阿房宫。陈胜等起事后，面对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和将军冯劫“减省四边戍转”的进谏，秦二世不仅公开为自己的欲望进行论证，而且贬低包括法家在内、几乎是先秦人公认的圣贤君主，这种行为颇具其父之风。正是基于此，才有学者将秦二世这种思想称为“彻头彻尾的纵欲主义的帝王观”。(见雷戈：《道术为天子合——后战国思想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但是雷戈将此纵欲主义归结为法家专制主义的逻辑推演，或许可以继续讨论。其实，秦二世主要是继承了其父的统治自信和阴阳家学说影响下的“急法”实践。
66、为了能够说服其他学说以及统治者，法家以申不害、商鞅、韩非为代表，不断阐述和完善法家的学说和思想。法家学派其实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己任，主张通过变法进行革新。
67、《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青铜礼器到青铜兵器的转变也与法家政法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青铜器物在西周是礼制的体现，所谓“藏礼于器”，青铜礼器就是“明贵贱、辨等列”的重要工具，而作为创作者的工匠在铸器过程中也多少会增添个人意识于其中，故而青铜礼器是可以反映当时的政治思想观念的。
68、但在这当中，为关键的便是统一六国之后，仍然采用“极端”的法家思想。
69、在传说中它出现还远早于战国末年。传说中的颍川是大禹故乡，是夏王朝的国度，早在那时那时它就已经是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过关于夏朝是否存在一直都有争议，所以在确切证据出现前，这也只是传说。
70、在秦朝统一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已经被建立，此时过去的法家思想本应该放宽执行，但统治者却把法家思想进行了极端化发展，这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法家思想也从此时由盛转衰。
71、首先，政治上，实行郡县制，加强皇权的集中管理，改革刑法，添加了连坐、车裂等重刑，威逼老百姓不要涉法违纪；其次，重农抑商，将土地由私有变为公有，奖励耕织，改变人的价值观念；然后，废除世禄制，奖励军功；后，还统一了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文同伦”等。
72、秦朝经济深受法家关于社会财富“国、民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主张重刑重税，重赋敛以富国穷民，因此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过重的税收和大量劳动力被征用，也是导致秦朝农业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73、秦始皇的治国思想，是深受吕不韦及其主编的《吕氏春秋》影响的。《吕氏春秋》这部书在结构上具有浓厚的阴阳五行色彩，并且还把阴阳五行思想吸收到书中，在《应同》篇中对其做了详细论述：
74、但是随着社会动荡的结束，法家思想对于专制集权的推崇，让统治者肆意妄为缺乏约束，严重损害了普通国民的利益，遭到全社会的疯狂反噬，强极一时的大秦帝国轰然崩塌就说明了法家思想随着全国的统一而被全民抛弃，之后的王朝，虽然专制依旧，但已然不敢如此明目张胆。
75、 在法家看来，人民除了应该知道政令以外，其他任何知识都是多余的和有害的，主张：“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用君主的思想和法令来统一所有人的思想。法家重视法、术、势的作用，但它们始终屈居于君主的之下，只是君主权力的工具和手段。
76、韩非认为五类人应该压制，也就是五种职业要打压，1学者，2言谈者(纵横家)，3带剑者(游侠)，4患御者(门人)，5商人。限制这些人，实是想让天下人老老实实的要么在田里生产，要么在前线打仗。实际上还是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只不过那时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业即实业。因此，任何时候，重生产，让老百姓安心生产了，就没那么多事了；重强军，军队强了，就没有外人敢欺负了。
77、统治者在实现国家统一之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贸然推行文化统命令各国都使用小篆作为的文字，这对于六国之间文化交流和传承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像楚国和鲁国这两个文化发展程度高的国家中，很多知识分子对此都十分反对。
78、但法家并非仅有这么刚硬的一面。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法家和儒家有一定共通之处，都是主张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只不过法家强调法规、法律，而儒家强调礼仪、道德。战国时儒家的两大代表人物，性善论是孟子，性恶论就是荀子。荀子既然主张人性本恶，那么光靠道德修养是无效的，必要的法律法规是不可少的。所以荀子的思路其实与法家有所接近，被称为“儒法”。他的学生李斯后来更是成为秦始皇的丞相。
79、李斯在《焚书奏》中提出了在当前国家法令统一的情况下，可以让百姓当家，发展农工商业。这就突破了过去商鞅提出的重农抑商思想，对解放当时的生产力有着重要的作用。李斯进谏和推行的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是其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和贡献，并结合其多年的生活及仕途经历而形成的，李斯深刻体会到有效地治理国家不但要发展经济和文化，更需要政令的畅通和法律的遵守。
80、 法家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性本恶、人性好利之上的。性恶论是由荀子提出来的，但他认为，这种恶可以通过君威、贤师、法律、礼仪加以限制。“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把性恶论作为实施“礼治”主张的理论依据。在法家看来，人的好利本性是改变不了的，也是无需改变的。
81、秦军强大起来之后，各国纷纷称其为虎狼之师，商量起对策，企图把秦国封锁在函谷关，甚至灭亡秦国。之后由苏秦和战国四大公子牵头采取合纵之策，结果大家也知道，被张仪以连横之计破解。之所以能被破，是因为合纵各国各怀鬼胎，为出兵数量和灭秦之后土地的分配明争暗斗。之后各国虽然有变法，但都不如秦国彻底，治标不治本。比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只是提升了战斗效率，并没有从根上提升战斗力。所以在这个时期，秦军战斗力不断增强，各国军队战斗力仅稍有提升或者原地踏步，因此在秦国实施灭国大战的时候抵抗力严重不足。这时候如果各国互相支援，团结互助，那秦国未必能灭任何一国。可这时候，秦国正在实施另一项国策——远交近攻。这个政策是秦国丞相范雎提出的，从秦国独强以来一直在实行。通俗的来说，就是我要打邻国，就先结交没有利益冲突的其他国家，让他们不要帮忙。比如第一个灭亡的韩国，攻打之时，秦国结交了齐国燕国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本来离得远，无利益冲突，因而作壁上观。而与韩国相邻的魏国，也是采取观望态度，企图渔翁得利，不料韩国不堪一击。此时六国之中强大的赵国也与匈奴和燕国纠缠着，无暇他顾。后来，奠定灭赵大局的长平之战，各国也没有进行有效支援。之后魏国、楚国、燕国等是各自为战。可气的是齐国，因为与秦国距离较远，秦国和它结交的时间长，加上齐国本身比较富庶，竟然还想着不费一兵一卒与秦国平分天下，到楚燕等邻国灭亡也没支援。
82、 在执法上，主张赏罚严明。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不得徇私。赏罚应该超越原来的等级限制，也就是卑贱者立功可以跨人高贵者行列，高贵者有罪也要受到法律的惩处，降低地位直至成为庶人甚至奴隶。法家多主张严刑酷法，轻罪重罚，罚重于赏。
83、揆之于史实，说秦始皇欣赏法家，有浓厚的法家思想，是有没有问题的，的确会得到历史材料的支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秦始皇初识韩非的情景：“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该书，第2155页)秦始皇对韩非的欣赏，甚至不惜发动一场战争。秦统一关东六国后也着实推行了法家路线，前文已有述及；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秦始皇对政治思想的选择，则绝不是刻板的，单纯的，而是随着历史局势的变化发展而改变的。上边谈的是秦的制度设计采用了阴阳家的思想，而秦始皇本人的思想倾向，也在一统天下之后，向阴阳家倾斜，或者说他将阴阳家的思想附着在法家思想之上，并改变了法的属性。
84、秦朝建立后，军事行动不断：进攻百越、讨伐匈奴。军粮的运输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秦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耗费巨大人力、财力来修建驰道。在进攻百越的时候，为了方便军需物资及时运送到岭南，秦始皇又下令开凿了灵渠。
85、为什么世界历史上几大帝国：罗马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前苏联帝国等都崩溃了就永远灭亡了，中国反反复复崩溃又立国发展强大起来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中国受了法家思想和文化的深远影响，秦朝以后的朝代都适用法家文化治理国家，故无论哪一个朝代更新换代，中国都会重新发展强大起来。
86、秦王朝是不是奉行法家路线，是不是一切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都以法家思想为圭臬，这在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本文也持异议，后文将有申辩。这里，我们认可秦缘法治国的事实，秦的统治思想中的确有很大的法家成分。《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的泰山刻石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该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3页)司马迁也确实说过，始皇帝“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38页)，这些我们都不能否认。但问题是，缘法治国是否就一定导向暴政呢？秦的缘法治国始自商鞅变法，而在商鞅变法后的百余年间，秦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以至于强大到终于统一关东六国，也没有出现过暴政肆虐的局面。《荀子·强国》篇记载荀子谈初入秦的感受：“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d，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3页)在法家思想的治下，何存暴政之说？
87、对于“法”的含义，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也。”因此，所谓的“法”乃是统治者用来统治臣下的工具，由国家制定法令，用它来规范与控制臣民。其中，赏罚是法令的主要内容，只要赏得谨慎、罚得公正，就会使民心悦服，进而听从号令。使得国家行政运作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高效而畅通。但是“法”也可能会被权臣所窃取，成为篡权夺位的手段。例如田乞就通过大斗换小斗的做法，市恩于民，窃取了齐景公的赏赐之权；而赵高也利用秦二世厌政的机会，指鹿为马、铲除异己，盗用君主的刑罚之柄。
88、除了受到重视的第一产业——农业，秦朝的青铜业、冶铁业、漆器业也十分发达，同时纺织业、造船业、建筑业、煮盐业等领域也有很大的进步。遗憾的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扩土开疆、大兴土木、徭役过多过急，整个秦国成为徭役的监狱。秦始皇晚年间更是为追求长生不老的仙道耗资出巡，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加上严苛的徭役和赋税制度终使秦朝只经二世即亡。
89、令人惊讶的是，秦地的青铜礼器大多是明器，即陪葬物品，且器形简陋偏小，甚至有越往后越粗劣的迹象，例如藏于上海博物馆、出土自甘肃礼县的四尊秦公鼎，其形制、铭文各有差异，上面的纹饰也有精致与粗糙之分，尽管有创作者态度和技术的因素，但细心的考古人员仍可看出后期做工相较前期更为粗糙和草率。
90、不过，基于法家“重农抑商”的基本主张，和政权安全性的考虑，秦朝强制推行盐铁国营。
91、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力辅佐一些国君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并从某些方面为维护地主阶级统治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方法。
92、到了汉武帝即位后，数十年的文景之治，让社会经济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及民间财富的暴增，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同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推行了涉及所有领域的改革，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93、法家的法治一个重要的实践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
94、他们都是一批主张“变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